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

政绩合法性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改善政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满足民众发展基本需求,获得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则、民众认同的执政绩效构成政绩合法性的基础;政绩合法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是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创新是破解政绩困局、化解合法性危机、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有效途径.     

试论政府自利性及其矫正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自我服务的倾向,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府自利性的膨胀会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生偏差、腐败蔓延、政府功能衰退和政府合法性丧失等诸多弊端。矫正政府自利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并努力使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合起来。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看政府合法性的构建

政府合法性既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认同，又是一种行为接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被领导者”的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此次吉尔吉斯政变不仅有合利益性缺失、社会异质度高、政治精英失范等内部原因，更有美俄力量角逐等外部原因。所以，政府合法性要在增强政权有效性、“刻写一反刻写”的合法性求证和坚持本土化的民族发展模式中进行构建。     

论我国政府合法性建设的内在要求

新时期我国政府正面临着新的合法性危机的挑战，研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意义重大。本文认为我国新时期的政府合法性的建设离不开五个内在要求：保障人民权利是我国政府合法性建设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党的领导是我国政府合法性建设的力量核心；政治稳定是我国政府合法性建设的前提和最基本的内容：政治制度创新是我国政府合法性建设的根本保证；法治是我国政府合法性建设的实现之路。     

论有效政府公共关系的内在逻辑——基于合法性理论的视角

结合政府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政府公共关系应区分为有效政府公共关系和无效政府公共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维护和增强政府权力和治理的合法性。本文对有效政府公共关系的内涵要义进行审视和界定,并与合法性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提出有效政府公共关系的三大基础:政府魅力、合法和规范的制度及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对合法性与有效政府公共关系进行了逻辑推演。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改革成本视阈下的政府自利性问题检视

自利性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的一个属性。从改革成本分担的视角,可以将政府自利性问题转化为政府与民众在承担责任与义务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即改革成本分担的官民失衡问题。以此为视角,阐释政府自利性问题的现实呈现、主要方式及深层症结,有助于对当前我国政府这一问题作出明晰检视,为防范和治理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和困境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公众、媒体多重关系中,新闻发言人有着多重角色,它既是政府的代言人,又是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更是媒体的主要政府信息源。在这多重角色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容易出现角色冲突及困境,如何真正和充分地发挥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特有作用,协调它与政府、公众、媒体的关系已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政府的"软约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表现出效率低、质量差等现象,导致公众的不满,从而产生了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需求。从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来看,为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政府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便民服务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上虞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上虞便民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创的规范性＂政府超市＂,实现了地方政府服务机制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便民、效能为取向的政府服务制度体系,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上级政府的肯定,其经验被推广到了全国。这一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代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便民服务中心的实践表明：集权未必低效率,资源整合是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方式。     

公共危机管理绩效与执政合法性资源

执政合法性资源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动。意识形态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后被经济绩效取代。当前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凸显,经济绩效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在减弱,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成为新的重要合法性资源的生成点。为培育和获取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资源,政府应注意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进行约束,规避权力与责任隐性不对等带来的风险,并逐步向社会转移权力。     

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源泉,起着表率和示范作用。当前政府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不仅已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共管理的效能,而且也成为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按照近代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政府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权力异化的倾向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因素。     

应对公共危机的政府理念重塑与管理创新

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国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凸现了各级政府传统公共管理的不适应性.在危机管理中的现代政府理念对于政府行为起着导向和规约的作用,决定着危机管理的成效,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灵魂.如何塑造政府管理新理念,创新政府公共管理,主动消解危机并回应挑战,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面临着的一项紧迫任务和重大现实课题.     

“虎照门事件”与政府公共关系危机的思考

“虎照门事件”引发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讨论，政府组织公信力的缺失会影响政府机构在公众眼中的形象。政府形象则是政府公共关系成败的重要指数和政府公共关系追求的工作目标。政府组织是一类特殊的公共关系主体，其特殊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其在构建良好公共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不同公众的诸多特点和需求，掌握并且科学地运用信息传播中的原则和技巧，使政府公共关系真正成为加强政府组织公信力、提升政府组织形象、协调政府组织与广大公众关系的现代管理模式，从而增强政府组织的亲和力，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协调，相互信任。     

政府绩效评估:现状与发展前景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措施,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政府服务能力的增强、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改善。这种社会效果促使政府绩效评估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就我国而言,政府绩效评估虽然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成为了政府部门推行管理创新的重要措施,但如何使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经验能够结合我国的实际并加以本土化、如何使企业绩效评估的方法能够结合政府公共管理特征并加以制度化、如何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实施方法、如何消除政府绩效评估施行的体制性障碍等问题,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加以研究,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政府公用事业特许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研究

特许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民间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的一种事前控制手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特许行为都可以达到事前预防的效果，只有合法有效的特许行为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公用事业特许行为的合法与违法虽然与特许行为的有效与无效密切相关，但并非等同，两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效的特许行为并不一定合法，违法的特许行为也并不一定无效。具体说，主要包括4种形态：合法有效的特许行为、违法无效的特许行为、违法有效的特许行为和合法无效的特许行为。每一种形态都有其具体的存在情形、适用限制和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