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文痞”——读鲁迅诗《赠蓬子》有感

姚文元为了给自己篡党夺权创造条件,制造舆论,不借使尽一切卑鄙手段来标榜、抬高自己,既装扮成鲁迅研究的“权威”,却又明目张胆地歪曲鲁迅作品的原意,欺世盗名,真不愧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痞”! 鲁迅曾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应姚文元的父亲姚莲子的请求,写过一首《赠莲子》,全诗共四句:“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莲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     

必须关心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批判“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观的谬论

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转弯抹角地把按劳分配说成是所谓“物质刺激”而大张挞伐。“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紧紧跟上,把姚文元的谬论更加明白地和盘托出。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领导同志     

果真“粗一点不要紧”吗?——揭批“四人帮”利用“注释”歪曲鲁迅的罪行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以杂文和书信为武器,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中的张、江和姚父蓬子的叛徒特务行径。对此,反党集团“四人帮”身有切肤之痛,心怀刻骨之恨。所以,他们一面用反对注释、砍杀选本、禁出书信等鬼蜮伎俩百般阻挠,疯狂破坏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的鲁迅著作出版规划的顺利执行,一面利用他们篡夺的权力,另搞一套,指使他们派在上海主管写作部门的那个余党亲自督阵,选注炮制了《鲁迅杂文选》和《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并由早在三十年代就紧跟王明路线,围攻鲁迅的特务张春桥亲自批示:各印一百万     

梁山农民的英勇革命传统是对《水浒》的无情批判

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近年来对《水浒》的评论,大部分都违背了鲁迅的意思,甚至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大唱赞歌,把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这完全是对我们革命农民的污蔑。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写在《写在〈坟〉后面》后面

鲁迅《写在〈坟〉后面》对“坟”的“终点”关怀和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认识在客观意义上划分了鲁迅思想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鲁迅历史研究中以进化论为前提的“进化论的超越论”是一种理论假象;历史主义鲁迅研究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对进化论理论前提的一贯坚持;鲁迅历史观念的思想特征是相对论的历史“终点论”而不是进化论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吕纬甫不是落伍者——《在酒楼上》细读

认为吕纬甫是“落伍者”,是“颓唐的悲剧人物”,这在现代文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鲁迅的好朋友曹聚仁先生认为,《在酒楼上》(以下简称《酒》)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因为“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他认为《酒》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1]且不说《酒》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的经历(如: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弟弟早死,为祖母、小弟迁葬的事实及有关苍蝇飞了一圈又停在原地的议论),单就小说中体现的吕纬甫与鲁迅相似的思想看,就可以说:鲁迅就是吕纬甫。结论当然应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先从小说中的“我”…     

哲理的熠熠光华——论鲁迅散文的哲理特色

一 和鲁迅一起办《语丝》的同人章衣萍在谈到《野草》时这样说过:“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富于哲理性,确实是《野草》的一个显著特色。这里所谓“都包括”,显然是指凝聚在《野草》里面的哲理是多方面的,是很丰富的。鲁迅从现实斗争     

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走狗的自供状——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济南》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上,刊登了张春桥的一篇题为《济南》的反动文章。张春桥在这篇所谓“济南游记”里,大写其“景”,大抒其“情”,大发其对国事的慨叹和议论,活活暴露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嘴脸。这是一篇难得的妙文,读了使人眼界大开。文如其人:张春桥不仅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吹鼓手、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而且还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乏走狗,一个卖国求荣、奴颜婢膝的民族败类。     

改造国民性与鲁迅文艺观的独立特色

茅盾先生曾在《最理想的人性》中提示我们:以鲁迅关于国民性的问题的探讨作为准确理解鲁迅的视觉,“也许比从其他方面下手,更能把握到鲁迅思想的中心。”(参阅《茅盾论鲁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7—81页)研究鲁迅的文艺观,茅盾的方法也同样适用。鲁迅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并为此奋斗了一生,根本的原因是要改变国民精神。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文学巨人,此后凡三十年,他的文艺观念的发展、演进直至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及他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所获得的惊人的成就,始终都是与这一初衷紧密联在一起的。有起伏,有嬗变,但没有     

叛卖者的典型——评《水浒》中的宋江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鲁迅先生也正确地评价过《水浒》:“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什么是祥林嫂的悲剧根源

鲁迅小说《祝福》是悲剧,主人公祥林嫂是悲剧人物,其悲剧根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祥林嫂的悲剧归结于鲁四老爷,认为他是“封建政权的化身”,“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好象没有他就不会产生祥林嫂的悲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封建“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扼杀祥林嫂的四把屠刀。笔者却认为,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最深厚,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乃是作者一贯发露和攻打的国民劣根性,在《祝     

博采众长 自成一家——论鲁迅小说中的借鉴、继承与创新

过去,钱玄同曾经把鲁迅作品说成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这当然不能概括鲁迅的全部创作。以后有人又说他“近踪汉魏,托体风骚”;有人列举了从屈原、嵇康到唐人传奇、笔记小说、《儒林外史》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强调了鲁迅对传统的继承。近年来,比较文学兴起,评论界又出现了“鲁迅与尼采”、“鲁迅与果戈理”、“鲁迅与……”一系列的比较研究,着重论证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可贵的。但是应该指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论王瑶对鲁迅的研究

王瑶,山西平遥人,著名的文学史研究专家。鲁迅研究只是他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1953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这为他后来从宏观角度研究鲁迅打下了基础。此前,出版过《鲁迅与中国文学》。1983年,他把近三十年来所撰写的论文,分别编为《鲁迅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前者是研究鲁迅专著,后者有些篇也论及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还有一些研究鲁迅的论文,散见于各报刊。     

试论鲁迅早期对政治革命的态度——与魏绍馨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魏绍馨同志在鲁迅研究领域相继发表了《“学洋务”过程中的思想矛盾——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等文,对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提出了“新议”,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但读过他这几篇论文后,觉得他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观点:鲁迅早期(本文特指辛亥革命前)是反对、漠视政治革命的。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鲁迅前期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故敢就此发表一点异议,以就教于魏绍馨同志并诸方家。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在博采众说中还原历史

王明在中共党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度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党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虽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倾”路线已有定论,但是王明所涉及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弄清楚。2014年3月。党史研究专家郭德宏先生编著的《王明年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厚达八百页,首次独家公开披露了一些史料。     

一份中国民营企业的诊断案例——简评《巨人集团兴衰报告》

读刘林平著的这本《巨人集团兴衰报告》（花城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不仅能被其中的生动描述所吸引,而且更能因其独到的分析而受到启发,使人掩卷沉思：中国民营企业究竟应当怎样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前景和命运？《巨人集团兴衰报告》全面描述了曾经被《福布斯》列为“中国十大富豪榜”的史玉柱及他创办的珠海巨人集团盛衰成败的故事。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团的发迹与失败,其最明显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迅速。迅速增长和扩张──几年之内由几千元迅速聚集起数亿元资产,一时间名噪海内外,尤其是其“巨人脑黄金”产品,几…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我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高峰。这两个小说集,既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互异之处。从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判断,前者高于后者。但事物是复杂的,如果从作品某些方面所体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圆热程度而言,则《彷徨》较之《呐喊》又有新的发展。鲁迅是一位最善于发掘和揭示灵魂的艺术大师。以塑造典型形象,显示灵魂之深和提出重大社会问题见长,是《呐喊》也是《彷德》的特色。那么,《彷徨》究竟在哪些方面哪几点上,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发展、深化的标志呢?下面,我们就集中阐述这一问题。如所周知,鲁迅从事文艺,原以改良国民精神为目的。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他认为兴国必先“立人”,改良国民精神。他首先寄希望于“先觉之士”的出现,而最终目的则是广大民众的觉醒。“五四”时期他写小说,“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并不在自己的小说中去创造理想中的“先觉之士”,他所写的仍是“老中国的儿女”,暴露的是“老     

是东南英杰 还是蜕变官僚？——我观鲁迅评价王金发

从史学和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看,辛亥革命中的王金发和鲁迅语境中的王金发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历史上王金发的光辉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下鲁迅的批判所遮蔽。如果以鲁迅视野中的章太炎为参照,就会发现鲁迅对于王金发的批判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顾及全人”的人物评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