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书》次序考论

朱熹晚年曾对《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部的先后次序作过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 ,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然而 ,这一问题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论朱熹的《大学》观

旨在探讨朱熹的《大学》观 ,即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中所体现的理学思想。朱熹通过对《大学》文进行补移 ,将其变成宣传理学思想的理想蓝本。他在解释《大学》的过程中 ,利用理学中的理气、心性等命题完成了对于《大学》中明明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并指出了至于至善的方法与途径     

朱熹《大学》与王阳明《大学》的比较探微

朱熹与王阳明作为采明两代的大儒,其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朱熹以《大学》为“为学纲目”,阳明更是以《大学》为其思想的阐发点,两位大儒都选择《大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儒所作《大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上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其在《大学》中所阐明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浅析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大学之道落实为"明明德"的内修外推过程,以"明明德"为根本,贯穿三纲领的始终。八条目与三纲领相对应,明明德也就是修身的内在表现。在实现止于至善的过程中,要按照八条目的近道顺序进行,即达到"明明德于天下"需要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论朱熹《孝经刊误》的影响

本文从《孝经》研究史及文献学的角度 ,对南宋前后的《孝经》研究实况作了扼要考察 ,认为朱熹《孝经刊误》的出现 ,打破了唐末至北宋《孝经》研究的沉寂状态 ,使疑经与编外传成为两大潮流 ,影响了后世近 5 0 0年。并对这种影响作了辩证分析 ,以期校正古今学术界对此书在认识上存在的“过”与“不及”两种偏见。     

论《大学》的平等权利思想

朱熹概括的《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蕴涵着孔门儒学三境界八阶梯的道德事功合一说。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表述可知,《大学》虽强调了人生目标的境界阶梯,却消弥了天子以至庶人的等级差别。这反映了孔门儒学的平等权利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以西周宗法政治衰落、春秋末年私学兴起为背景的。随着秦汉专制政体的确立,孔门儒学的这一平等权利思想和《大学》本身被后来儒者有意忽略。唐中期,韩愈发明《大学》,然亦隐约其辞。至朱子,始于《大学章句序》中谨慎却大胆地重新揭示了《大学》的平等权利思想。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

<大学>作为儒学的经典从宋代开始其地位逐渐升高.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但他们对<大学>却有不同的解读.比较他们的解读,就能够把握其不同的思想脉路,展示出他们的思想归属和对中国文化影响方式的差异,加深对这两位思想家和其后的某些中国文化现象的认识.     

论王阳明的《大学》立场

《大学问》是王阳明关于古本《大学》立场的最后总结。《大学》自《礼记》中脱胎而出,经历了一个主要从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的衍化过程,此一衍化的结论,尚有诸多方面引起阳明的怀疑,这种怀疑主要表现在文字的考据和义理的注疏两个方面。阳明的怀疑初发端于龙场,经多年之揣磨而首揭于南赣,于临终前以其《大学问》为之总结,稿授门人。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从慎独的诠释看儒学的当代困境——以《五行》和《大学》为中心

慎独与儒家的时代命运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对慎独思想的分析来窥探儒学当代困境的原因。慎独的诠释史告诉人们,儒学思想的当代困境有其思想被误读的原因,但丢失了原始儒学丰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论《大学》纲目之诠释——兼论朱王诠释之得失

对于《大学》纲目的诠释，朱熹开辟出宏阔的空间——既有道德伦理领域，又存知性领域，终因其体系恢弘广大，故颇难精要处理其间错综庞杂之关系，如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于本体如何勾通，道德理性（本体）能否开化知识，知识又如何彰显道德……王阳明立足于道德伦理领域对朱熹之诠释予以批正阐发，此不仅有其进步的理论意义，亦有匡救时弊的历史意义，然而阳明在强化道德的至上性过程中，轻视朱子所开辟的知识理性之路，未能提振知识理性。一言以蔽之，朱熹之诠释得于全实失于支离，阳明之诠释得于纯明失于偏驳。     

试论不同的《大学》观与其成为四书之一的背景

朱熹之前,《大学》并不受重视。历史上,不仅有两种不同的《大学》观,而且有两种不同的儒学观,其中应有一定的关联。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看,《大学》极有可能在迟至司马谈时还未成书,至少并未进入其视野。《大学》的逻辑容易导致人们的误解和曲解,朱熹对其深信不疑的原因除了其儒学信仰,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大学》成书确不可能太早,不大可能是曾子的作品。反思《大学》从普通的儒学文本上升到《四书》之一的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经验和教训:经典往往都要接受现实特别是社会政治的检验;不能认为经典都是绝对完美的文本,对经典的解读往往取决于经典解读者的背景。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之关系及流传考论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均为明代川籍人士周洪谟所著,<疑辨录>晚出于<箐斋读书录>,是在<箐斋读书录>的基础上取裁并有所扩充而成的.二书之流传一波三折,它们是研究周洪谟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