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慕容鲜卑是中国古代北疆少数民族之一,其建立的三燕政权影响着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辽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史时期东北民族聚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舞台.东部鲜卑通过战争完成了内部整合,段部、宇文部汇入慕容部,同时吸纳了部分汉人、周边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成分,期间经历了民族间的“同化”与“异化”,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

关于夫余灭国的原因,慕容鲜卑政权的崛起及其对夫余的攻伐无疑是夫余灭国的催化剂。其中,前燕国力的不断增强,使相对弱小的夫余成为慕容鲜卑不断进军的对象,迫使夫余屡次西迁并使夫余势力日趋衰落。在这一过程中,西晋初期实力足以帮助夫余复国,尚可维系＂华夷秩序＂;东晋势力衰弱,慕容皝时期前燕走向强盛,夫余失去了保护伞。最终勿吉崛起,灭掉夫余。     

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对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出土的古代居民遗骸所进行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生物考古学综合性研究表明,该组东周时期居民的人种类型为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等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性状,与已知的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的种族特征十分接近。其线粒体DNA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结果显示,该组古代人群在母系遗传上与现代北亚人群及古代拓跋鲜卑人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而食谱分析的结果则表明,井沟子古代居民在日常饮食结构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暗示出饲养业和狩猎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     

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高句丽民族起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高句丽民族起源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秽貊说、夫余说、殷商说、炎帝说、高夷说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混淆族源、族属、族称等概念,往往将民族起源和民族融合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澄清。笔者认为,传统的秽貊说、夫余说颇有疑义,许多新的证据表明,在高句丽民族起源问题上殷商说似乎更具说服力。     

赵文化、燕赵文化等概念的文化边界辨析--兼论赵文化发展延续的上下限

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边界在理论上是清晰的,而借用了考古学的"文化"概念的历史地域文化或地域历史文化以及地域文化,则表达了稍显杂乱的交叉,并且许多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上的模糊或者混乱.文章对赵文化的概念的界定、它和"燕赵文化"、"燕文化"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赵文化的上限与下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见解.     

鲜卑文化渊源考略

随着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近几年关于鲜卑族史、鲜卑族文化史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关于鲜卑族的文化的渊源问题,尚待深入,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管见,以期有益于鲜卑史的研究。族旅源神话据《魏书·序记》拓拔鲜卑族源神话有下列三个方面的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     

夫余与东汉王朝朝贡关系研究

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朝贡东汉王朝,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安帝永初五年(111);中期从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期从桓帝延熹四年(161)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对东汉朝贡之始,是出于寻求政治利益,其次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也是东汉王朝对夫余国政治统辖力度最强的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对夫余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作用。夫余对东汉朝贡活动最初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制约,之后主要受东汉与高句丽相互关系的影响。     

云冈佛籁洞与北朝文化

佛籍洞为云冈第十二窟。它与“云冈”之名同时产生于明清之际,是取道家给于“籍”的抽象含义而附加在佛教之上的。佛籍洞文化既是宗教文化,也是北魏王朝在平城极盛时期的鲜卑人文化。遵过鲜卑人之音乐、舞蹈文化的运行轨迹,可以探寻北方诸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     

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西岔沟墓地的文化渊源,探讨了乌桓与东胡、乌桓与鲜卑的文化关系,并对以往学界探索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成败得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滕州前掌大墓地所见族属及其相关问题

前掌大墓地为史族家族墓地,该墓地中仍有其他族属墓葬出现,特别是“于屯”村北墓地多个族属共同出现。结合各墓区葬制、器物组合、墓区间空白地带等信息,前掌大墓地或存在族墓地分区的可能。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三言》《二拍》中侠义小说的爱情探析

侠与情是文学的两个分支,在各自发展中逐渐走向交汇、融合,但在宋明时期却停滞甚或倒退了,这可从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作品中略窥一斑。在《三言》《二拍》有限的侠义小说中,很少有涉及爱情的篇什。即使就这部分侠义小说而言,爱情也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但总体上是缺失的,这又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侠文化本身以及话本小说分类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政权演变

东胡族是与匈奴、月氏大体处在同一历史时代的古族。从东胡与匈奴、燕国发生的各种交往及其对控制地区的管制等情况分析,东胡族已经建立了与匈奴对峙的政权。后来,东胡族虽然被匈奴击败,但其原属部众逃往鲜卑山及大鲜卑山者自称鲜卑,他们在匈奴政权衰落之后统控北方草原大部分地区。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鲜卑游牧政权出现在东汉末年,影响较大的是鲜卑檀石槐政权。     

论双凤山陵园文化建设

陵园文化与多种文化相融合,是一种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的文化。河北双凤山陵园在陵园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尤其是陵园革命文化的发掘、应用方面成绩突出,将“革命陵园”、“公墓”双重属性的陵园着力向“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转变,不断挖掘陵园文化内涵,因而使陵园文化凸显前瞻性和创新性。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疆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分析

本文对新疆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出土人骨中C、N同位素的比值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该墓地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中以肉食类为主,植物类食物中以C类植物为主。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Trust and contact in diverse neighbourhoods: An interplay of four ethnicity effects

Ethnically diverse neighbourhoods are generally less cohesi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urhood diversity and social cohesion is, however, neither a necessary no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to conclude that neighbourhood diversity erodes intra-neighbourhood cohesion. This contribution shows – by using data collected during the second wave of the NEtherlands Longitudinal Lifecourse Study (NELLS) – that: (1) members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having contact with and trust their immediate neighbours than natives (ego ethnicity effect); (2) minority group residents are less likely to be contacted and trusted by their neighbours (alter ethnicity effect) and (3) all ethnic groups prefer to mix with coethnics (dyad ethnicity effect). Once we control for these three ethnic composition effects at the ego, alter and dyad-level, neighbourhood ethnic diversity is no longer related to less contact between neighbours. Previously identified neg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ighbourhood diversity and cohesion should therefore be re-evaluated, as they may be the consequence of ethnic composition effects instead of a true neighbourhood diversity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