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证”离户籍有多远？——基于广东地区的分析兼与上海比较

“居住证转办常住户口”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的经验做法。基于户籍身份限制,广东地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社会资源分配及福利存在一定差异,居住证时代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将有所加强。“居住证转办模式”是由城市福利和承载力供需矛盾产生的审批和筛选机制,地区之间在户籍改革中是一种博弈关系。广东“居住证转办模式”的门槛和标准应该结合城市化目标和“双转移”战略,依城市类型和规模大小梯度设置,让居住证制度成为城市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有效工具。     

正确认识外来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

在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今天,逐步放宽城市户口的迁移限制、稳步推行居住证制度、切实改善外来流动人口生存境遇,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既然外来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的推行势在必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制度呢？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性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歧视性排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探索,并对推动城市户籍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出四个基本的思路,包括：第一,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相关福利制度脱钩;第二,对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实行渐进性的增量改革;第三,扩大从外来移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制度通道;第四,推动城市户籍改革和区域户籍改革的联动。     

浅析上海市近年来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政策变迁

本文主要是对上海市近年来对外来流动人口政策变迁的综述和浅析。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 ,一般将流动人口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也相应出台了不同的政策 ,从针对层次较高的所谓“引进人才”的蓝印户口、工作证制度、以及居住证到针对层次较低的外来普通务工人员的就业证制度和综合保险政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相应需求 ,“筑高门槛 ,开大城门” ,成为上海市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基本趋势 ,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难度在增加。     

劳动力流动的“半透膜”——城市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溢价的影响

“人才偏好”的户籍门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张“半透膜”,即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在城市间相对自由流动,但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市场效率受户籍门槛抑制。文章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城市户籍门槛指标匹配,发现城市户籍门槛越高,当地流动人口平均工资越高。使用1984年降水量作为户籍门槛的工具变量,在消除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仅在低人力资本群体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高户籍门槛增强了低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离开的意愿,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产生工资溢价。户籍门槛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将工资溢价保留在城市内部,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共享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居何地：落户门槛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4-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考察了不同城市在户籍改革背景下出台的差异化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实际落户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落户当地的意愿,城市落户门槛每上升一个标准差,流动人口的实际落户意愿降低4个百分点,这一影响效应约占愿意在流入地落户流动人口比例的10%,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证明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显示,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迁移机会成本较低的群组受到较高落户门槛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城市落户门槛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住房公积金能留住进城流动人口吗?——基于户籍差异视角的比较分析

"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中何以留住人?本文利用logit回归分析模型,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过程中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与城市购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能够强化定居意愿对城市购房的正向影响,但其作用效果存在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对农民工而言,在东、 中、 西部三类城市中,住房公积金制度均提高了其城市定居意愿,但对其城市购房无促进作用,参与公积金制度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心理预期,但无助于其定居能力.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而言,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东部城市,而在东、 中部城市中,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其购房打算.一个理想化的政策效果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既能直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行为,又能通过提高其定居意愿进而间接作用于定居行为,文章结果显示,这种理想化的政策效果只在东部城市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有效.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关于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农民态度调查研究——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荆门市掇刀区是湖北省户籍制度改革的试点区之一。本文对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改革中的农民态度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其一,农村居民普遍支持户籍制度改革;其二,影响农民态度的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保障因素、经济因素和城市吸引因素;其三,农民最关心的是政策因素的影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深化一元户籍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深圳市户籍迁移制度改革经验与成效研究

本文通过对深圳市立市以来30年的户籍迁移改革过程进行研究,总结了深圳市户籍改革的推进方式与沿革路线,分析了深圳市户籍迁移制度改革对深圳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素质提升的作用。本文提出了深圳市户籍迁移改革的四个发展阶段,认为深圳市户籍迁移改革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控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性别等方面成就显著,其经验值得借鉴与推广。     

我国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户籍本身只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而我国的户籍却附加了由体制引起的过多的权利,演变成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制度。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统筹城乡发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权益和福利,构建统一国民待遇福利体系,真正发挥户籍的人口管理功能,促进人口资源的有效配置。     

户籍改革新政与务实的城市化新路——以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为例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阻碍作用愈发明显。而且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中山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通过积分构建一套新的量化标准作为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入户的依据,为打破户籍坚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路径选择。基于对积分制申请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对申请人员访谈的基础,对积分制实施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探讨,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户籍制度弊端浅析

户籍制度管理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随着人才市场的逐步完善,现行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越发突现出来,要适应新的形势,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就必须分析这些原因,彻底改革户籍制度。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户籍制度自实行以来,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可谓根深蒂目,本文在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历史回顾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关于户籍制度研究的一些观点,并对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一些展望。     

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运用Two-Part模型研究户籍管制放松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有7~16岁在读子女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放松会影响进城家庭子女就读地选择;对于有子女在城市就读的进城家庭,户籍管制放松对其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具体影响大小因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总样本均值处,户籍管制放松1个百分点,进城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1.3945个百分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放松户籍管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公平,更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善进城家庭消费结构和提振国内消费。     

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成都样本”思考

2003年成都统筹城乡发展以来陆续改革户籍政策,并于2010年底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意见》引发了国内舆论界和理论界的热评。笔者仅以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为样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阐释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与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难题,以为我国其它省市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关于成都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几点思考

2010年底以来成都市所推行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被誉为中国"最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认真总结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成都户籍制度改革,而且对当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概况总结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利条件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义。     

外来人口聚集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计划生育工作对策

论文根据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提出这一人口群体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及这些问题对计划生育工作可能的影响,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对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要有足够的准备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