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柳永赋化词

柳永为宋词大家,其着笔慢词,善用赋法,对后世词曲的创作影响深远。柳永"以赋为词",与苏轼"以诗为词"一样,于词贡献甚大。柳永变小令为慢词长调,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柳永擅"以赋为词",分别汲取"大赋"、"小赋"和"骈赋"之法,兼采众长、融合并用,在词的文体特质、抒情手段和语言魅力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开创一代词风。     

庾信骈赋中常用颜色词语义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庾信骈赋中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系统.根据范畴理论,将庾信骈赋中的颜色词分为青、赤、黄、白、黑五个范畴.首先,简要分析了庾信骈赋中颜色词的总体数量、词形和组合概况,研究发现,庾信比较喜欢用亮暖色,最喜欢用的是“白”范畴和“赤”范畴的颜色词.其次,文章重点分析了“青”范畴中的“青”和“春”,“黄”范畴中的“黄”和“金”,“赤”范畴中的“赤”和“丹”,“白”范畴中的“白”和“苍”,“黑”范畴中的“玄”和“黑”的语义系统.最后,文章将颜色词的语义分为原型语义和非原型语义,而每个范畴中都有一个原型颜色词,重点分析了原型颜色词的非原型语义的产生机制,认为其产生机制主要有隐喻、转喻和社会文化赋予三种.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词与赋:观察张惠言词学的一个角度

张惠言以赋说词 ,是希望通过把词通于赋 ,最终通于《诗》 ,其沟通的相契点是由于“失志”而产生的比兴寄托。沟通的结果是 ,赋表才学的基本特征不仅对词学的研讨有着理论的意义 ,而且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词之大篇的产生。清代大量出现的学人之词 ,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 ,都可由此作为研讨的一个途径。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试论汉大赋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司马相如赋为例

从赋之源流来看,古诗之流,源于谐、隐之说等,都是从赋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而呈现的本色来论述的,虽然受外部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但赋体铺陈事物、一气呵成之势,讽一劝百之鸣,实为妙用。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此来矫正汉儒对大赋的艺术形式的批判态度。一是从汉儒对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形式的批判角度来论述;二是从时代、思想角度来论述;三是从赋体本身在汉初发展特点角度来述说。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一颂一赋为祖为宗--读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札记

屈原首位原创,为桔作颂,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已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而曹植独心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乃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却惨遭迫害之悲剧.一颂一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祖宗篇也.前者热颂,满是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尤多感伤悲凄.     

《离骚》"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为主的文学物象组合

从文学物象考察,<离骚>第13-32章属于以"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结合的赋比兴诗歌文本类型,"比兴"与"直抒胸臆"之"赋"各占文本整体1/2左右,是中国古代诗歌文本类型之一.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韩、柳古文创造的路径及其体性

在对韩、柳古文运动及其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文道理论尤为重视,而对于古文的文体创造与体性却有所忽视.本文指出,韩、柳古文的创造主要遵从了三条路径:从时态上看,是非今革古之路;从语体上看,是融合骈散之路;从观念上看,是出文入笔之路.正是这几条路径的选择,创造出了韩、柳古文这种混合今古、以散带骈、跳出文笔的全新文体,中国散文学史也因此从文笔对举阶段走向了诗文并称的新阶段.对于以往研究中诸如古文运动以骈文为对立面等不实认识,本文也有所纠正.     

论元初南宁遗民词中的隐逸词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身为最下等的亡国之民 ,有着极其痛苦的心灵体验 ,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和对民族歧视的反抗而选择了归隐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隐逸词。这些词反映了遗民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贵适意”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赞美了隐居生活方式和环境 ,在表现进取与退隐的文化心理和元代社会思潮方面 ,具有典型性。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丈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丈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丈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丈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宋代古文有着自身的时代特性 ,其基本的特征和观念 ,是“文以载道”的内在思想体现为文学复古的外在形式 ,实与理学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 ,但由于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理学家既认为“出于正”的文章是圣贤气象的体现 ,又借助古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 ,理学家的主理思想影响了古文家的观念 ;另一方面 ,理学家处于古文运动潮流之中 ,自亦受到古文家创作主张的潜移默化。因此 ,宋代理学家古文既具有自身的特色 ,又始终参与着整个宋代古文的进程     

宋诗的助力与词作的广泛传播——北宋前期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苏轼的“以诗为词”是其词的创作的重要特色。而实际上此前词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宋诗的助力。在创作上 ,由于宋代士大夫大多诗词兼作 ,因此宋词发展中借鉴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技巧 ;由于传媒手段的发展 ,词体的社会功能得以扩大 ,诗词在传播领域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 ,宋词繁荣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到了宋诗的助力 ,可以说宋词是和宋诗一起走向高峰的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