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生命历程、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性别偏好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探讨了生命历程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男孩偏好,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受到了生命历程、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处在主要生育期(25—34岁)的人有着更加强烈的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研究发现同时表明,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女孩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育观念和性别观念。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孩倾向已经大大弱化,这表明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变化,农村户籍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转变。     

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非常有必要.基于全国5000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量化分析发现:家国同构模式并未对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优势递减效应”的存在及公共生命历程一致性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一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城镇居民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使用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心理账户的视角,考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为正的"乘数效应";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经营净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如何扩大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提振内需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基于收入差距这一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的微观数据,研究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总体上拖累了消费升级的进程。同时,从区域差异性和区域发展阶段的两个维度探究收入差距对不同地区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收入差距对东中西部消费升级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则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与地区的发展阶段呈现"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有抑制作用。     

中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虑恩格尔定律可能对消费结构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分项收入与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消费支出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工资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消费促进作用;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效应;财产性收入由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与消费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且不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促进效应较弱。     

城镇女性的生育型职业中断问题探析

女性的职业路径经常会因为生育、抚育子女而被中断,传统性别观念、托幼公共服务短缺导致了照料责任的女性化,生育二孩、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女性职业中断期较长。职业中断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育儿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实现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环境,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生育与就业支持体系。     

祖辈的儿童照料能提升生育意愿吗？——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

中国家庭是否响应生育政策的更迭变动以及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生育影响因素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面对“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的“常识性”结论,需要厘清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内涵差异。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标家庭的生育决策,但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相反是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更倾向于寻求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同时,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与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生育决策,即生育意愿非常强烈的个体,无论是否获得祖辈的照料支持,都保持了意愿与决策的一致性,但当生育意愿不强烈,即使有祖辈的照料支持,也可能最终作出不再生育的决策。     

单身母亲的收入和时间贫困研究

生育且未婚、离婚或寡居,在不再婚的情况下独自哺育与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面临着时间和收入的双重贫困,其孩子经历着更高比例的物质匮乏,且贫困的程度与孩子的年龄成反比.文章建议以提供现金津贴、社会化照料服务、消除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和歧视,以及改革婚姻法有关离异的财产分割与赡养费救济的条款为这类家庭的母亲和子女提供国家救济.其惠及的对象不仅限于失婚家庭里的母亲和孩子,也将有效地改变所有婚姻里的母亲和孩子的理性预期,帮助其克服以忍受情感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换取家庭财政保障的“自愿选择的奴役”.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关注单身母亲家庭这一研究对象.     

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农村家庭老人照料承载力的对比研究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危机更为突出的现实环境下,探讨家庭老人照料对农户收入及差距的影响与机制,对于新时代实施积极推进人口老龄化战略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家庭老人照料仍是一种家庭负担,会增加农户照料资源投入,从而限制农户增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更加明显。但在照料广度的基础上考察照料强度,却发现在高低收入农户群体中,家庭老人照料活动已经呈现出相反的经济效应。对低收入农户而言,照料强度依然是一种负担。对高收入农户而言,照料强度具有福利效应,表明农户内部间的收入差距仍存扩增风险。(2)养老保障与子代支持的不同引致老人照料成本的不一致性,导致农户生计方式出现“分化”,改变了原有分配格局,从而为解释家庭老人照料在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出现经济差异提供了有效路径。(3)社会照料服务可以起到缓解家庭老人照料的负担作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这种照料服务具有门槛性,导致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具有继续增长的危机。因此,需要强化家庭养老支持、提供“梯度化”照料模式,健全“普惠性”老年照料政策体系,提升低收入农户家庭收入,进而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效应研究——基于1998—2016年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按照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方法,我国居民收入可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本文利用1998—2016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面板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实证研究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效应。结果表明: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相同来源收入的消费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消费的最主要来源,转移性收入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财产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拉动效应,而经营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还未显现。因此,应当根据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童年期留守与成年后信任：阈限效应、内部差异与作用机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信任影响的长期效应、内部异质性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长期负向影响，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随时间流逝有所消减，但对特殊信任的负面影响则不能被时间疗愈；其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阈限效应”，即对个体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留守”而非留守持续时长；再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早晚”和“监护”效应，有小学和初中阶段留守经历者以及留守时由祖辈监护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此外，因果中介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会通过降低留守者主观阶层地位而对其成年后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说明童年留守经历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留守者对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身边人信任的内在负面冲击且难以被时间疗愈，而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外部信任危机则相对较小且可能随时间修复。     

农村发展：一种社会学的解读视角

我国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其中,广大农村社会的分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农民的分化,而农民分化又主要表现为与经济收入紧密相连的职业分化。在中国农村业已发生较深层次的社会分化的前提下,谋求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必须得完成若干社会整合过程。从社会学视角看,必须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递进逻辑中把握农村发展。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

儿童健康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主要负责儿童的照料工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照料儿童的能力可能越强,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就越好。从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收入、行为选择等方面分析女性(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教育不仅能够增加女性的资本存量,增强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与自由选择的权力,还有助于提高女性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从而对儿童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南京为例

文章在回顾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2000-2007年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业效应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造成就业总量的损失.国有集侉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三大不同性质经济体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性质不同,外资经济呈现负效应.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最低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建筑业呈现正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思考.     

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路径

文章基于浙江中部地区实证调查所得数据,定量分析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客观因素,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特别分析了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多重因果路径。分析发现:政治心理因素对公民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性别、收入、是否受高等教育对参与公共事务具有重要影响,户口对参与投票有重要影响,职业分层对参与竞选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地位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投票和参与竞选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又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关心习惯的中介效应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正向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相互遮盖,使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的总效应不再具有统计解释力;政治民主知识对政治参与不存在直接效应,而是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习惯的中介作用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农民工职业发展与职业生命周期分析

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与职业收入曲线,计算农民工实际收入经验值,可以得到农民工职业发展与职业生命周期关系曲线.农民工职业发展越好,职业生命收入增长越是巨大,精英农民工职业发展越好,职业收入后期越是显著提高,精英农民工特点排序是依据问卷调查25省的数据.农民工职业发展需要针对职业技能训练和大专知识结构教育,应创建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