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公共行政宪法化比较纲要

葡萄牙宪法对公共行政管理作了专章规定。从公共行政的目的、基本原则、行政主体的结构与要求、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及权利保障、公共行政人员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公共行政的法律责任等六个方面 ,对葡萄牙宪法和我国现行宪法进行粗略比较 ,会对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有所借鉴。     

我国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完善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各国政府把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来承担,公共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种类型,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法产生了影响。综观法、德、日等几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类型,其均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政府的改革,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承担公共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不能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应提出“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以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范围。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可能性的证明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公共管理到行政管理再到公共管理的历程。人类伦理关系的普遍性决定了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研究伦理问题的必然性。但是 ,2 0世纪的行政学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否定了伦理研究的可能性。随着行政学理论的发展 ,以及公共行政从政府管理推广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课题。揭示公共管理伦理产生的可能性 ,对于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     

考察"公共行政"一词的产生和演变

"公共行政"的概念有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中世纪后期已经产生了朦胧的管理意识,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来指称那些面向公众的、公开的宗教仪式中的管理活动,也用来指学校等的管理.在近代早期,人们逐渐地把公共行政一词与政府的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往往使用公共行政一词去指称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中的活动,以示与君主制条件下的政府活动之间的区别.再到后来,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人们开始用公共行政一词将政府的管理活动与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在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时,并不把政治活动中的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即使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也没有对公共行政一词作出严格的现代性界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沃尔多等人才对公共行政作出了现代性界定.其实,公共行政一词所包含着的是走向服务行政的逻辑,对它的思考和讨论,必将提出否定近代所产生的这一行政模式的要求.     

新公共管理：面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新选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它以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把政府的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新公共行政伦理与政府软实力建设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新公共行政伦理集中体现在公平正义、以人为本、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依法行政理念和法治意识等方面.新公共行政伦理属于政府软实力的范畴,而且居于核心层,既可以引导政府机构及行政人员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进行合理的选择,又可以规范政府机构及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行为.当前,新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最大障碍仍是思想解放,在新公共伦理建设中继续解放思想既要还利于民更要偏重还权于民,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把握政府公共化和服务性的角色定位、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公共行政伦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公共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实施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等方面.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比较探析

公共管理学是研究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与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门学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推动下兴起的,反过来,其理论又对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起到了指导作用。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加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于改善公共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本文在对国内诸多学者观点简要评析的基础之上,阐发和论述了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对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行政管理是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私人管理是以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     

公共行政转型: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解析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内源于行政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契合度,这种价值的趋同程度规范并影响着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和主导方向,对于塑造行政人的"公共人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类在公共行政现代化的求索过程中,曾一度陷入单纯工具理性的泥淖,无力担负起公共行政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强化公共精神,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是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公共精神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价值基础,关照民生乃现代政府的治国理念,现代公共行政须突出和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而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便在于公共行政转型,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世纪之交的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 ,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本文评述了这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成就与问题 ,以及借鉴与启示。作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学科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数据安全治理研究

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我国可以构建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归集、数据开放、数据保护、数据监管“五位一体”的公共数据安全治理框架。随后,可以规划公共数据安全治理路径,该路径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包含数据采集者、数据运营管理者、数据使用者多方主体,从路径本身出发包含完善顶层政策法律设计、完善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提升公民数字安全素养、加快公共数据安全领域人才培养四个方面。上述构建及规划旨在实现公共数据为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的设想,同时为公共数据安全治理奠定基础,为提升我国现代化治理能力贡献力量。     

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政府数据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加强政府数据安全治理是当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利于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政府数据安全、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以及促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未来的战略技术,在给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政府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个人隐私数据防护等方面提出新挑战。现阶段,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权责关系不明、标准规范缺位、安全审查不当、智能监控不足、技术应用不力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须重点从深化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共筑数据安全标准规范、完善数据管理保障机制、搭建数据综合治理平台、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方面进行治理。     

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特殊意蕴探析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价值回溯、体制追踪与轨迹探寻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语境——大部制背景下的行政改革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我国公共管理中的沟通与互动问题初探

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的制约因素有：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体制和运作方式；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多元并存、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的缺失。对此，可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引入顾客战略，建立参与和互动型的行政决策体制，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沟通科技。     

西方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创新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管理新范式,它兴起于西方,但席卷全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管理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辩证地考察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对启迪我国行政改革新思路,构建全新的行政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包括行政责任义务、法律责任义务和道德责任义务。由于我国社会历史演进的特殊性,致使当前我国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呈现出行政责任义务发展成熟,法律责任义务发展滞后,道德责任义务十分匮乏等特征,由此带来公共管理者缺乏有效监督,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公共管理者缺乏内在动力等痼疾。为此,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义务,建立健全道德责任义务,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完善——兼论行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改革，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不再由政府垄断，而是不断地被转移给非政府的社会公共组织。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不能反应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这必然要求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改造和完善。而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外延，将是较好的选择。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在公共行政和公共部门中导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和竞争机制,并且以此克服官僚制组织的僵化和无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战略和战术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结合国情,参照新公共管理的思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