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公民信任结构——论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微观基础

应对现代公共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依靠单个政府或个体,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成为一种趋势。以往针对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研究多基于国家、政府等宏观语境,忽视了微观视角的探讨。公民的信任结构是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微观基础,主要划分成三个维度：微观、中观和宏观,基于公民的信任结构和各种互惠网络,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应对公共危机的整合性力量。在公共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公民的信任结构发挥着信任网络启动、信任结构巩固、信任资源重建与再生产的作用,从而为非政府组织施展行动力提供了多种机会空间。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基于政府信任的合作式治理探析

目前,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使政府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它为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建构了社会基础、价值信念基础、政府自身创新与改革的内在基础.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

公共领域的存在必要性缘于以下事实: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发现和创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根本特点是其间接或直接的可分享性。我们的自我是普遍自我和特殊自我的统一体,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能够存在,以及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为什么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论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策问题构建日益成为政策分析的首要环节和政策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其实现价值诉求的必要途径,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合法化程度提升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这一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却是不充分的,并表现出零散性、附属性、单一性和突进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以政策问题构建为核心,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互动现状出发,完善公共决策政府议程的全面公开机制。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