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革新述评

交通部在民国初年致力于电政革新事业,其举措之一是推行电政国有。电政国有是交通部在电政方面的指导思想,交通部也做了不少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列强的环伺之下,各个列强之间在该问题上由于利益一致,对北洋政府均采取推延无赖政策,而北洋政府又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以至于它的既定政策难以贯彻。举措之二是提升服务。交通部在服务领域的努力一是严格保障军需,军需在民初的电政经营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电政的性质所决定;二是改良电政设施以利民用,由于当时民生凋敝,各种不法行为较多。举措之三是强化管理。交通部强化管理表现之一是现代会计的初步建立,二是完善章程,三是协调上下级关系。上述之外,还值得提及的是致力于加入国际电气联合会。由于当时政治局面纷纷扰扰,交通部内部也是内耗连连,截至民国五年（1916）时,北洋政府并没有能够加入该协会。总之,交通部在电政领域的革新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电事业的近代化。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今天依旧颇多借鉴意义和价值。     

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

我国电政事业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1916年间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通部的努力至为关键。以电政基本建设为例,交通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之一是规划线路,其特点首先是设计追求实用性,这既与民初我国交通依赖外人、应“列强的要求建线”有关,又与各条国有线路的支线几乎都靠地方局自筹资金,新线建设则靠几个局筹款,因此在规划中大量出现已有路线的延长工程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电政业务如有线电、电话、无线电等,在民初均未出现应有的大统一局面,设计主体趋于多元。体现之二是统一标准,包括相关组织的创设以推动统一标准的制定、改进细化标准两个方面。体现之三是清查线路障碍。总体来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垄断与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竞相在华发展无线电通信,垄断中国无线电通信市场。1921年中美无线电费德里合同签订后,英、日、丹麦等国随即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费德里合同非法竞争,引发国际博弈。各国依据条约权利、最惠国待遇与门户开放等诸多理由进行置辩,穷尽措辞而未获一致;不得已由美国无线电公司领衔,以南美无线电合作模式为蓝本,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中召集无线通信专家,形成专家建议书,由英、法、日成立联合体,与美方费德里项目并行共存,实现美欧和解。然而,日本坚持原有政策,要求费德里项目依据专家建议书加入联合体,美、日两国交涉无果而终。列强在华无线电投资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的垄断与竞争关系。     

权利意识、区域经贸与湖南近代航运业萌芽

外国势力入侵并垄断湘省之航权、航运,在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航运的萌芽,也使得湖南近代航运在发展之初便承担维护航权的政治使命;但作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近代航运业的兴起更与区域经济变迁密不可分,它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得到了来自工业发展带来的技术支持,也是贸易扩大的一种必然要求.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试论民初美国对华的两次“单独行动”

美国的对华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然而由于美国与中国地域遥远，其军事实力不足，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孤立主义情绪制约等因素，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是谨慎和保守的。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在华主要是分享列强刺刀和侵略外交所夺得的特权。１９世纪末，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与对峙。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积极倡导“保全中国”和各国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提倡的各国“一致行动”原则，被日、俄、英等国所利用，他们借“承认中华民国”和“善后大借款”，大肆索取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肆意扩大本国在华势力。这就直接危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抛开与列强的“一致行动”，宣布退出银行团并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管窥

民初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交通部、支部与分部三级,重要交通部主要有上海、九江、汉口、保定、芜湖等,各省均设有支部;在组织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基层党员数量亦在迅速增加.基层组织的快速发展,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暴露了其组织庞杂、党性不纯等缺陷.     

义和团与美国对华政策

义和团运动暴发后,美国舆论既关心美国在华利益,又不希望过深卷入中国事务。美国政府担心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损害其“门户开放”政策。因而,在赔款谈判中,力图维持中国现状,避免被排挤出中国市场;同时,敦促列强一道乘机攫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为此,美国希望列强不要索取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赔款,但它自己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其后的修改商约谈判中,美国又迫使中国开放东北二市为通商口岸,扩大了在华的商业占有份额。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