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之外:报刊媒介与近代学生的关联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与新式教育的兴起相因应,作为社会文化变迁风向标的新式报刊媒介,在向读书人传播各种学科知识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将包含政治、种族、阶级、世界格局等意识的思想启蒙元素注入他们的头脑,由此促成其现代特质的建构与新的自我意识及价值认同的形塑。作为未来知识阶层中坚构成的读书人次群类——青年学生,在其中所经历的冲击与呈现出的面貌,或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近代以来读书人与新式报刊之间紧密微妙的关联互动。     

从职业群体到公共领域——社会团结视域下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路径分析

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德危机本质上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团结”难题.涂尔干提出从职业群体当中去寻找能够替代宗教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资源,进而实现现代社会的团结与整合.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本研究提出职业群体作为现代社会道德整合的力量必然依靠某种组织性因素作为载体.事实上,作为社会中间层次上的中介性“总体的社会组织”,不仅仅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职业群体,也应该在认识论层面上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社区生活与一般社会组织.本研究认为以上这三个领域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基本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塑造路径的具体内容.     

新式读书人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清末浙江学生的回忆为中心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产生了第一代学生。他们作为与科举时代士子、童生所不同的新式读书人,其所经历的学生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浙江是中国较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地区之一,文章通过对其时浙江学生沈雁冰、蒋梦麟、钱均夫、马叙伦等人的历史回忆进行梳理分析,再现他们学习活动与社会交往等学生生活场景。而诸如这般的学生生活,也因为处于鼎革年代的特殊机缘,这些读书人的生活与交往都充满了历史的范式色彩。新式读书人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以转折时代困境突围,展现他们承前启后、与众不同的生活状态。     

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

19世纪70—90年代,国人早期商业报刊的兴起,未尽然是感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达的时运,却在相当程度上因应了洋务强国的思想浪潮。随后,维新思潮推动中国民族报业攀上了第一个高峰。没有任何一个典型事例比维新运动中国人报刊的起伏跌宕更能说明社会思潮之于媒介兴衰的重大影响力了。而清末最后十年,"启蒙"、"革命"思潮则带来了白话报刊之崛起及口语传播的复兴。透过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媒介嬗变,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一种重要的推进力量,传播媒介与时代思潮相扶相长,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可以促使传播媒介跨越客观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制约,急速跃进。     

"学生主体"的哲学论说

实践唯物主义是将学生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在教育活动中,学生与教师形成了主体间平等、创造、互惠、开放和和谐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其本质是教育主体与"实践的现实的世界"对话.在对象化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学生主体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着人的主体性,从而也实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     

近代中国学生群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学生群体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不断演化为学生群体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肆侵略,“西学东渐”已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在这历史的大潮中,中国近代的学生群体应运而生并迅速演变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新生力量,它在中华民族走向历史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中的学生群体——以五四运动为论述中心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群体命运胜过个体自由的大时代下,学生群体"思出其位",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学生群体与社会各群体关系之复杂或可折射出学生群体的些许特征及其在近代社会政治转型中之地位.学生群体以其特有的可以超出自身群体利益的高远理想而常常能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尽唤醒国民之责.但学生群体的很多局限也显现于学生运动中,学生群体只能为一时之唤起,往往不能持久,如若不能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就难于取得胜利.学生运动之成败与社会环境及时势演进都有很大关系,学生群体很少能独立有所作为.而政党运动学生与学生自毁式的校内风潮往往使学生失其本位而凸显其独立性之虚幻.     

清末民初留学生与江西地方政治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江西的留学事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快速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个由科举功名获得者和新式教育毕业者构成的留学生群体.随着留学生与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的结合,江西的留学生群体开始了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转变,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借助召开省议会,创办新式学校,组建各类社团,确立了自身的社会权势,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代报刊媒介:传统社会大一统公权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以《申报》对"杨乃武案"的关注为中心的探讨

由于历史上各专制王朝大都实行文化专制制度,加上缺乏必要的和先进的舆论传播媒介,故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通过报刊媒介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关注、干预社会民众生活,更罔论影响国家公权行为的舆论监督体制.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和西方新闻思想的传入,国人开始对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及其舆论监督作用有了初步认识.<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不仅显示了近代报刊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干预,更彰显了近代报刊舆论对国家公权的监督与影响力,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来自传统社会大一统公权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时务报》的发行与“阅读共同体”的建构

《时务报》作为维新报刊的灵魂,得到了地方大员和民间力量的多方支持,其发行系统深入到边远地区,成为广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大报。通过"官费订报"活动,《时务报》深入到官府、书院与学堂,提升了制度化阅读的水平。通过报人与文人的社交网络,《时务报》在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共振,他们的阅读趣味由"古典"走向"现代",读者对《时务报》的阅读体验,内化成一种日常的仪式,在"过渡社会"中形成"变法图强"的共识,这种共同的追求,使《时务报》与读者之间形成一个"阅读共同体"。     

媒介化时代"云交往"的场景重构与伦理新困

"媒介化"作为社会演化的"元过程",是影响社会系统和人类生活变革重要的持续性力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全面进入深度媒介化阶段,数字媒介因此重新定义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形成新的"云交往"实践.场景作为社会交往的决定性构成,其数字化重构是现代社会交往形态变化的重要表征."云交往"中场景的分享与共在、流动与固化、私密与开放、公正与歧视等内在矛盾,也为数字环境中的交往实践制造了诸多伦理难题.     

近代知识分子、报刊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变革的演进

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成长更替与报刊大众传播媒介起伏及政治变革高低潮之间形成荣枯与共的波动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崛起之时就利用报刊作为宣传变革的工具和利器,新思想也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政治性报刊数量高峰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冲击力,为变革的发动、组织和影响制造了声势。随着变革的夭折、中心人物的退场,报刊数量骤减,变革又为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理念所取代。但是政治力量、报刊与政治变革之间的生成关系却延续下来,成为近代历史演进相互关联的主要因素。     

论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维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作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先进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掀起批判与改造封建专制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新知识分子首先总结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政治黑暗腐败,主张引进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变法维新,但因受传统制约,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变革模式。其次,开始批判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倡导人性解放。再次,初步认识到国民素质低下导致社会政治落舌,提出改造国民素质的重大课题,将维新运动推向深入。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的近代化,与此问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人格心态、参政模式、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初步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但是,由于他们受传统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影响,对西学普遍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又过于崇尚理想主义,因而变法既不彻底且以失败告终,知识分子群体也未能实现彻底转型。     

婚恋自由与新式知识群体的大众形象——陈济棠治粤时期广州报纸的学界婚恋纠纷报道

在中国,率先倡行婚恋自由的新式知识群体具有怎样的大众形象?通过分析陈济棠治粤时期广州报纸的学界婚恋纠纷报道,显示这时期新式知识群体组成的"学界",因为主张、实行婚恋自由特别是性爱自由,在拥有最多读者的社会新闻版面上呈现出整体负面形象,不仅未能成为继传统文人失去楷模作用之后的社会新表率,反而成为当时政治当局与社会大众眼中的异端。     

中职学校“问题学生”分析与教育

教育不仅是学校、教师的责任,也是家庭、社会共同的责任。只有学校与家庭和社会、教师与父母相互合作,才能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把握和关怀＂问题学生＂,重建其正确的人生观,是现阶段学校德育管理工作的重点。     

科举的废除与清末学生群体的集体左倾

清末社会,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传统中裂变。清末学生群体,是一个迥异于传统士子阶层的新兴群体。他们喷薄于民族危难之际,以其理想、激情与不懈的努力。去追求振兴民族的道路。考察清末学生群体,对于了解清末社会的结构和走向,对于中国近百年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末学生的革命与不革命——兼论清末印象与历史在场

清末时期,随着政府变革动力的加剧,作为新政重大成果之一的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最新兴力量并崛起于时代.但年龄因素与时代冲动促使学生恃宠而骄并在思想与行为上不断背叛政府"学为己用、大力笼络"的战略意图.学生群体的叛逆可分为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革命体现了时代的激情,是清末时代冲动与狂飙年龄特点共生的产物.不革命则表现了群体中少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持重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回归.不革命体现个别学生对于社会远景"举一望三"的深层次理解.由于传媒扩张效应所造成的思想裹挟现象、学生个体认知及政权维护之需要,清末印象在被溯求于学生革命意志与行为方面变得扑朔迷离而渐成假象,历史在场被有意无意的大肆毁掉,第一历史与第二、第三等次生历史在相形见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今天在清末历史认识上的困惑.     

有线电报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有线电报是第一个能够准确传递远距离信息的电子媒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新媒体"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和民众思想观念更是经历了文化精神、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及至今日,电报所塑造的突破时空的信息传递观念仍深刻地影响现代通讯方式和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