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离异--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中日文化近代转型比较”这一课题一直都倍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先生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作者选取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航行上海”这一历史个案,来分析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的差异及其原因,可谓独具匠心。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分析日本藩士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考察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离异心理。作者指出,“千岁丸”上海行,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的学校述论

日本自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之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不断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一些民间人士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配合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从1884年7月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开始,日本在中国开办了各种学校,尤其是在上海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充当随军翻译、间谍,在中国的要塞搜集情报,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学校的兴衰也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主要探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学校的过程。     

近代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机构探析

1872年，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置了第一个驻华领事馆。1884年，日本以“保护取缔”其侨民为借口，开始向上海总领事馆派驻警察，先后在领事馆内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警察机构。其职责范畴也从最初的“保护取缔”发展到辛亥革命后期的在华情报搜集。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设置了在华最大情报机构——“特高警察课”,实时监视和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活动，公开持枪搜捕反日人士。这些警察机构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才被全部裁撤，其设置及相关活动完全是非法的，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日本中日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办。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率领日方学者与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政治与外交”、“经济与合作”、“文化与交流”等专题，进行深入地讨论。在中日关系处于微妙阶段，又逢美国“九一一”遭受恐怖袭击不久，召开这样的国际关系问题研讨会，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对学术如何更好…     

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对近代上海的研究，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这个在本土和外来文化互相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创造出了一片独特的繁华世界。而面对上海一百多年留下来的浩瀚史料，往往又令人眩目。刘建辉先生以与上海隔海相望的日本作为立足点，考察了上海对日本自幕末至昭和各时代，尤其是明治大正年间的重要“知识人”的强烈影响，透过他们对上海的复杂感受和执迷，一方面探讨“上海凌驾于其他世界性大都会的‘魔性’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同时折射出近代日本的发展史。     

抗战初期上海的“救亡协会”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相继挑起“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战争。上海“救亡协会”是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它是救国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受党的领导更为直接,发动群众更为充分深入,在“八一三”战争时期发挥了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的商业管理

随着“八·一三”沪战的爆发 ,国民政府在上海的商业领导地位发生了动摇。通常认为 ,在194 1年 12月 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前 ,上海的“孤岛”地区是一个“自由”的商业市场 ,国民政府对“孤岛”的商业管理也并未完全放弃 ,但对此仅是一笔代过 ,言之不详。本文通过对现有档案等资料的研究 ,发现在整个“孤岛”时期 ,国民政府对上海的商业管理虽然较之战前有所减弱 ,但仍然尽其所能进行管理 ,不少政策、法令通过商会团体在“孤岛”继续得以贯彻实施。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有效的商业管理 ,不仅奠定了“孤岛”商业繁荣的基础 ,而且对大后方经济的稳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这种“繁荣”是畸形和变态的 ,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实事求是的模范——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奋起,反抗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从属地位。可是,王明却视而不见,仍旧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参加了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后回国来到了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少奇同志提出了指导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对《蓝辛—石井协定》的回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在华分别打着“特殊利益”和“门户开放”的旗号,夺取在华的利益。1917年11月,双方就中国问题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以出卖中国、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代价,达到美日关系缓解的目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强烈抗议美日出卖中国的行径,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中国舆论指责协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普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自称为中国“好友”的美国也深感失望。     

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

日本江户幕府为恢复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宽永年间）因锁国政策而中断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５１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７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从长崎发航，６月２日（五月五日）抵达黄埔江，８月１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两个月，８月８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 “千岁丸”抵沪的同治元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恰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正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华洋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而同治元年夏天访沪的日本幕府使团，目睹了“华洋会剿”的场景，使团成员留下的纪行文对此记载颇详，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千岁丸”上海行》出版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了冯天瑜教授的新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 2年的中国观察》。作者在日本讲学期间 ,查阅丰富的藏书系统 ,研究“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这一颇有价值的课题。这本专著是这部丛书的第一本。在国内系统介绍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还是第一次。19世纪 6 0年代初期 ,上海已成为英、法、美侵略中国最重要的据点。太平军也于这时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在上海的清军、常胜军以及英、法陆海军联成一体 ,由英国军官士迪佛立统一指挥。英法侵略军与清政府勾结共同防卫上海地区 ,干涉中国革命已成定局。以往学者们将研究视线集…     

试探孙中山对“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

试探孙中山对“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俞辛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状况“满洲租借”问题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一大悬案。日本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①，国内的一些论著也有所涉及。这里先回顾一下此问题的提出和日本学者对其研究的情况。首先提出此问题的是山...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

中国的国货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年。1905年,“国人因华侨问题,排斥美货。”1908年,“国人又因二辰丸问题,排斥日货”。辛亥革命后不久,上海出现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和“劝用国货会”等提倡国货的团体。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抵制日货“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及其他大城市,皆甚激烈”。1919年五四运动的抵制日货,包括海参威、新加坡、巴塔维亚、旧金山,也一致行动。拒日货、日钞、日船、报拒登日本广告,抵制几成暴动”。     

上海“孤岛”文学特点初探

上海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全体同志,收集和编辑的《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已整整搞了四年,到1983年9月止,这个项目的重头——《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也已定稿。这使我们,特别是我这个被指定为全书定稿的人,舒了一口气。的确,我们全室人员,限于水平,也限于资料的残缺,不能尽如人意,然而对于我们全室人员来说,收获应该不能算小。我们邀游了一遍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坛,我们有所充实。     

桑梓情无限——访东工KOSEN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竹越申生先生

2004年元月中旬，笔者为执行由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赞助的“香港救助儿童会”捐资项目而访问西安和上海两座城市。因为遭遇春运，故在完成既定任务后得空拜会了几位旅外邑人。其中原籍休宁陈霞、后侨居日本、现任日本东工KOSEN株式会社上海、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所长竹越申生先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美国康奈尔大学举办《日本军事占领下的上海经济》学术研讨会

1993年9月17—18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举行了一次以《日本军事占领下的上海经济》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了五篇学术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的一些问题。 1.关于太平洋战争后“企业公司热”的问题。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由于日本的军事占领,整个社会经济完全陷于无序的衰败之中,但是企业公司的开设却显得异常活跃,成为一个奇特的社会经济现象。提交会议的一篇论文《抗战时期上海企业公司的兴起与蜕变》(上海:黄汉     

日本投资信托业和投资顾问业的分析及启示

笔者于97年8月随上海计委研修团赴日考察，对日本的金融制度、证券市场、投资信托业（国际称“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等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本文主要就日本的投资信托业和投资顾问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分析，并从比较分析的角度谈谈其对我国发展投资基金业和投资咨询业的启示。     

从“柳条沟”到“芦沟桥”——浅论经济危机与日本全面侵华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严重后果是东、西方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而东方战争策源地形成的标志,就是1931年日本以“柳条沟事件”为开端武装侵略中国的东北。这一点已为人所共认,似无再加讨论之必要。然而至今很少有人把“芦沟桥事件”也和经济危机相联系起来,似乎到1937年,三十年代初期那场经济大危机已成过去,不再有所关联了。日本和西方某些史学家至今仍然断言,“芦沟桥事件”完全不同于“柳条沟”,它只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却不幸被酿成一场全面的战争。①笔者认为,芦沟桥事件完全是柳条沟事件的发展和继续,是日本国内持续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产物,也是东     

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

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侵略势力即将深入中国内地。为了尽量减少这一规定给中国国家税收和“华民生计”带来的巨大冲击,光绪皇帝要求有关臣僚“预筹善策”,设法补救。黄遵宪在受命主持苏州开埠谈判过程中,力谋贯彻光绪皇帝的意旨。当时,日本企图按照广州和上海的模式,在苏州开辟“专管租界”,而黄遵宪则主张采取“宁波模式”,以巧妙的方法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由于这一方案表面上有某些让步,因此受到张之洞的严厉批评;日本方面则由于阴谋受阻,也拒绝接受,并撤回谈判代表。最终,清政府在日本的强力压迫下低头妥协,全盘接受日方要求,黄遵宪精心设计的方案遂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