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的惯习：广场舞群体的生活方式变迁与自我呈现

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回答“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本文基于对广场舞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广场舞不仅是一种表演性的集体活动，也是中老年群体“为自己而舞”的代名词。无论是群体身份的传承还是自我观念的再生，广场舞看似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选择性行动，实则包含着历史观念的现实重构，凸显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记忆与历史变迁。表演的惯习从本质上塑造了广场舞群体的精神特质，既内化于群体成员的精神世界，又外化于广场舞群体的日常生活。表演中的自我呈现是对传统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重新阐释对自我表达的价值界定与意义呈现。     

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

人既是个体(自我)又是类(群体),自我与群体如何适当定位,是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作为人伦的关注者,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对群己关系作了原则的阐释。尽管儒家并不否定个体,但就总体而言,群体的认同无疑压倒了自我的确认,这种群体原则在尔后的正统化儒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中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至明清之际,与历史的剧烈变迁相应,传统的群己之辩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后者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论人的价值构成的“内在紧张”

一般而言,人的价值由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构成。然而,在资本全球流动时代,这种有机构成状态近乎被打破,出现了人的自我价值排斥人的社会价值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二者对立性的"内在紧张"。这是资本与市场双重逻辑对现代社会作用的产物。亦即资本与市场的"自由"与"占有"逻辑是生成人的价值构成"内在紧张"之肇因。消除这种"内在紧张",需要从资本与市场逻辑出发,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

求证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社会转型期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大厦打地基的工作.社会价值体系起源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是探寻社会价值原点的中间阶段.个体因其生命人格的真实性而成为我们寻找社会价值源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自我作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由自我的根本特性决定的,自我区别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主体、个体价值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只有自我才具备作为社会价值源点的资格.     

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是人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前提。所谓人生价值指的是一个人一生的存在和发展对他人、群体和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是一个人的潜能、知识、能力、德行及其一生所作所为对他人和社会以及自我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每个人的人生价值都包括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所谓自我价值指的是人的能力和活动对于自身生存、享受、发展、完善、自由、幸福的作用和意义，其实质在于使自我（德、智、体、美）充实、完善和完美，自我价值的实现包括个人生…     

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     

新时期大学生择业心理现象探析

我国从70年代末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独生子女群体。这个群体生长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量大受益者。因此，他们的起点远远高于其父辈．他们在发达的信息网络时代里成长．因而思维活跃．自信而富有开拓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我国进人—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如今独生子女大学生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一代娇子。变成在自主择业的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庞大的年轻群体，这就给社会提出—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伦理意蕴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大历史经验。正因为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穿越风风雨雨，在逆境中突围，在困境中发展，成为不改本色、不忘初心的百年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实践中，坚守理想彰显了伦理价值，一心为民凸显了伦理关怀，政德建设回应了伦理诉求，敬畏党纪完善了伦理自律，问责追责践行了伦理担当。这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百年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道德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彰显坚持自我革命的丰富伦理意蕴，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破解历史周期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荀子《解蔽》之"蔽"与自我的泯灭

荀子《解蔽》的实质是以“己之蔽”解“人之蔽”,他在知识与价值、天道与人道、道与物、认识途径与实践环节、认识前提与目的、认识的无限性与终极性等问题上均暴露了他的认识之蔽。因此,他不但未能解人之蔽,更未能如当前学术界有人所说“发现自我”,而是将自我价值淹没在“圣王”、“群体”的光辉之下,最终造成自我价值的泯灭。     

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向度与人文之维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分化和对峙，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而且也引发了存在的分裂。而现代化过程的本性则要求科学与人文从分离走向统一，这既是广义的文化整合，又意味着回归具体的存在方式。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内在地蕴含着不同意义上的理性追求。从终极的层面上看，理性化的真正内涵应当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这既指知情意的相互协调，也包括知识与智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展开于变革外部对象与提升自我境界、人的存在与对象世界彼此互动、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历史实践之中。构成化解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历史前提和本体论基础应是马克思曾指出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将是一门科学，即科学的世界图景与生活世界的统一。     

媒介赋权视野下社会底层群体的自我认知与形塑

以媒介赋权为研究视角,从媒介赋权概念的前提性基础出发,梳理底层群体对自我认知存在的现实问题,发现媒介赋权对自我的认知和形塑存在着过程化凝滞,并通过教育自我以追寻自我的价值并挖掘自我存在的意义,来破除自我向上流动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媒介赋权是提升底层群体自我效能的外在条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底层群体能动地重塑自我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外在驱力发挥其实际效用的关键。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及其现代意义

以“海滨故人”为标征的形象群体是庐隐在“社会问题型”小说中塑造的第一批觉醒了的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形象,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这个女性形象群体精神世界的共同特征。“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一方面体现在追求自主的爱情,一方面体现在追求事业上的价值实现。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原因,她们在上述两方面的追求均以失败告终。     

当代拉美女性导演的电影创作取向与价值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女性导演作为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开始活跃在世界影坛,在创作取向和价值表达上,女性导演群体关注到了女同性恋群体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并通过塑造同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来建构女同性恋群体的主体性。作为一种反抗男权的同盟关系——“姐妹情谊”能够大胆地冲破传统的性别角色禁忌,并颠覆异性恋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在聚焦性别问题同时,女性导演群体亦关注了在拉美历史和现实中少数族裔女性所遭受的来自种族、阶层等方面的压迫,并通过赋予少数族裔女性一种“对抗性凝视”能力,来抵抗白人话语权威,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认同。反映离散女性在跨国阈限空间的边缘状态,同样是当代拉美女性导演电影中常见的主题。在全球化语境中,身处他国的拉美女性往往面临双重边缘的处境,她们既被本国父权制所压制,又被他国的种族主义思想所剥削。在电影创作中,女性导演群体不仅还原了离散女性的边缘状态,也刻画了她们是如何积极构建自身主体价值的。此外,女性导演群体还强调了历史现场中女性的生存体验,她们以女性独有的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于拉美社会历史的见解,从而为观众还原了拉美历史叙述中缺席的女性记忆。     

论创造社方向转换的内在原因

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间地带,创造社作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双重文化人格:即一方面具有个性意识,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又具有群体意识,自觉承担群体价值,不惜为群体价值的实现牺牲个体。文化人格的两重性,是创造社作家实现方向转换的内在原因。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在《红楼梦》研究中 ,对“钗黛”形象及其价值的探讨已很多 ,但从历史、文化视角总结“钗黛”型知识女性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者还不多见。黛玉追求精神唯美与宝钗强烈自我价值欲的历史承传性及“钗黛合一”价值追求的悲剧性 ,揭示了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自我历程的曲折性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价值冲突：基于对社会契约论的分析

作为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其中天然地伴随着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普遍地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各个阶段,它所呈现出的并不是马斯洛层次理论所说的金字塔结构,而是一种表盘结构,其唯一方式也并不全然是线性的逐级攀升。在类型上,考虑到时间与空间两大因素,可以将价值冲突分为人际冲突、群体冲突、自我冲突和代际冲突四种。对价值冲突的烈度构成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政治制度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教育宣传的质量和效果等。     

中国社会分化的悖论及正论达成路径

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历史表现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合化、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低水平循环,社会运行过程表现为趋极端性、中断式平衡及资源的周期性耗散。本文力求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生产功能性分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推进机,自我服务性分化则导致利益分配与生产性功能相背离。公共权力群体和组织权力群体将法理性权力用于自我服务,使生产功能性分化总是伴随自我服务性分化,自我服务分化总是趋于极端化。由于自我平衡机制缺位,革命性的中断成为解决极端化问题的一般方式。然而当抑制自我服务性分化的时候,生产功能性分化也同时被抑制,导致社会进程的迟滞。为此,我们对如何克服这些社会分化悖论和使社会进入正论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论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

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其指标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甚至利益取向性。文化认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人性的三维性（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与生存空间的三重性（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历史空间）决定了人的文化本质,并在文化的创造活动中不断地实现和提升自我价值。参与到文化中是人趋向于中心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作为人类理性的象征符号,始终能够以自身与意图和表征物之间建立关系,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符号的创造者和运用者相互间的目的和意图。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或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