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条与语言的协奏——中国古代格律诗与绘画程式互动考论

程式在中国艺术创作和审美中有非常广泛和深刻的体现。在中国古代格律诗与绘画之间,存在着两者程式的形成互生、内涵互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作互用。这种独特艺术现象的形成,以庄子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为指导;以中国书画同源、诗画一律的艺术理论为基础;以诗画在创作主旨、表现手法、审美意趣三方面相类为源动力的出发点。     

苏轼“诗画一律”命题立论的三个维度

诗画本体论、创作论、审美论构成了苏轼"诗画一律"这一命题立论的三个维度。就诗画本体论而言,二者都强调情志人心是诗画之本体;就诗画创作论而言,二者都具有相通共同的创作模式及过程;就诗画审美论而言,二者都以对景物之描绘、对意境之创造及对"言外之意""画外之妙"之追求为主要审美特征。这三个立论维度使诗画为何"一律"的追问得到了有效阐释。     

“无声诗”与“无形画”的现象直观

"无声诗"指的是画,而"无形画"说的却是诗,这种换位言说不仅是以诗意入画和以画法入诗的文艺现象之反映,也与于"无声"、"无形"处见精神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照方式有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听之以气"的"静观"决定了画家追求画中有诗而以山水画为正宗的审美取向,色即空的般若"空观"对诗中有画的山水诗的兴盛有决定性影响,那么"诗画本一律"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则建立在六根互用的通感和视听圆融的"通观"之上,涉及视觉与听觉的沟通、色法与心法的集合,以及虚实相生的审美原理。"静观"、"空观"和"通观",是中国诗画创作现象直观的三种审美方式。     

中国画与诗、书、印

<正> 中国画是东方艺术的瑰宝,它具有诗、书、画、印合一的特点。诗、书、画,印的结合,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互相呼应,融为一体,构成中国独特的民族绘画艺术传统。中国画汲取和含括了诗、书、印的艺术长处,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画谓之无声诗”。唐代王维的山水画开拓了诗画并行的境界,他从抒情角度发展山水画,与李思训装饰性的山水画不同,作为著名的诗人,王维将淡泊恬静的诗趣转而为画,赋予山水画以诗的气质。诗赋予中国画以精神灵魂和意境,诗和画反映画家、诗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具有相同的意境与内在的表现技巧。诗的意境和画的形象互为表里,血脉相通。诗的意境建立在形象的基础上,虽然这一形象并非肉眼可见,要通过想象才会映现在脑海里。画的形象是可见的,画家不以构成形象为满足,更在形象的基础上创造意境。诗画相联系,使绘画富有诗意,更好地抒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咫尺应须论万里——浅析杜甫入画诗

唐代是我国诗画艺术交融的一个重要时期.杜甫作为一代"诗圣",以其"尽得古今之体势"的高度艺术素养创作出历历如画而又内容丰富、意味隽永的入画诗.其入画诗大体上可归为入山水画、入花鸟画、入人物画、入连环画与入风俗性漫画五类.杜甫亦从实践中认识到诗画艺术在功用认识、艺术创作、审美标准等方面相同、相通或互动的地方.杜甫的入画诗勾勒出诗画交融的轨迹,杜甫也成为唐代诗画艺术交融不可或缺的一位见证人.     

诗“空”画“白”

本系列文章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比较文学的有关问题。何云波的文章着重探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对建构总体知识学的意义与启示;焦静芳的文章揭示货币与文学的关系;左芬、林文兴、杨芳则分别以诗人彭燕郊的三首表现绘画、音乐、舞蹈的诗为例,探讨诗人如何用诗的语言去表达绘画、音乐、舞蹈的意境;谭琰的文章比较中国传统诗、画中空白的审美意义;姜攀、刘海花则分别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园林、插花艺术的关系。     

文字的绘画彩色的诗?--论艾青的诗与凡高的画

早期的绘画生涯深刻的影响了艾青的的诗歌创作,他与后印象主义画家凡高无论是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表现技巧上都存在着诸多相通之处。他们的诗歌和绘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相互转译,实现了诗画的通灵。     

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

秦州诗是杜甫诗歌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艺术转型,不仅体现了杜甫对诗歌审美的认识在秦州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在秦州已进入了一个更新的艺术创造阶段。最能体现杜甫秦州艺术转型文学特质的,是诗人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五言律诗。与长安时期的同类诗相比,秦州五律获得了诸多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既为其成都诗特别是夔州诗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对后世诗人产生很大影响     

“倒有些确实是诗”－略论郭沫若历史剧诗性审美品格

当郭沫若以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进行历史剧创作时 ,他的诗人的禀赋、个性、气质、才情便无形中灌注到创作之中 ,因此他的历史剧呈现出一片葱茏朴茂、灵气飞动、摇荡心旌的浪漫主义诗意美。这种诗性审美品格在郭沫若历史剧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贯串全剧的诗魂和全剧主人公的诗人气质 ;二、融合在戏剧情境中各体各样的诗 ;三、诗的戏剧结构情节、戏剧场景、戏剧气氛 ;四、诗的戏剧语言。     

《东山魁夷》:在诗与画之间

本系列文章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比较文学的有关问题。何云波的文章着重探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对建构总体知识学的意义与启示;焦静芳的文章揭示货币与文学的关系;左芬、林文兴、杨芳则分别以诗人彭燕郊的三首表现绘画、音乐、舞蹈的诗为例,探讨诗人如何用诗的语言去表达绘画、音乐、舞蹈的意境;谭琰的文章比较中国传统诗、画中空白的审美意义;姜攀、刘海花则分别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园林、插花艺术的关系。     

中国现代哲理诗概论

文章以现代诗学为研究视角,选取几位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经典诗人诗作,从现代哲理诗的概念及诗学渊源,相对关系、辩证哲学、生死观念三大主题以及艺术传达策略三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并概论了中国现代哲理诗的发展概貌及艺术审美特征,为中国现代诗学史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论文同的咏竹诗和墨竹画

苏轼称赞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文同写了大量的咏竹诗,赞美了竹的高尚情操,寄托了诗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学情趣。他提出了“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创作了大量的墨竹画,收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他开创了墨竹画派,并同苏轼一道,促进了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     

论吴企明先生的诗画融通研究

吴企明先生认为,诗画之大别有四,共性有三。正因其有共性,这就为两者的融通、渗透创造了条件。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画家以诗入画,将诗意、诗境转换成画意、画境;诗人以诗写画,将绘画美转化成诗艺美;更高层次的诗画融通,是诗人对画境作深入生发,将画家的创作体悟、经验融入诗境中。     

北宋句图对“诗意画”发展之作用

“句图”是北宋诗歌景句的选本,因文人绘画审美与宋诗吟咏风物的艺术追求深度介合,在诗画互位言说的语境下,被视为“诗中有画”的典范。“诗中有画”的审美观照,以诗句为画的艺术实践,在拉近“句图”与绘画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句图即画”的观念,从而开启了宋人“诗意画”“以句图为画”的创作历程。“以句图为画”不是北宋“诗意画”的最高境界,但借助“句图”的美景佳思,或图解诗境,或直写诗意,或另外创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增强绘画的诗意内涵,提升画品,为画家创作出更高水准的绘画作品奠定基础。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论中国画中诗与画的关系

我国绘画史中,诗与画的关系往往表现为诗境与画境的关系,二者统一于艺术思想的追求.诗与画的关系贯穿于每个时代,而在每个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诗与画的结合点各不相同.诗画是在忽略其栽体、关注其精神内涵、追求共同的意境的基础上结合为一体的.诗与画仍有着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的艺术范畴,诗与画虽然相通,但各有特征、功能以及界限,不能将诗等同于画.只有诗画相辅相成,将有画境的诗与画结合,达到共鸣的情绪,形成艺术家独创的意境,才构成中国画独具特色的中国画.     

论唐代画诗沟通中的几个美学问题

论唐代画诗沟通中的几个美学问题王启兴唐代绘画艺术空前发展，不仅激起众多诗人的欣赏热情，进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题画、咏画诗，扩大了唐诗的表现领域，更重要的是画与诗沟通交融，促进了诗人审美观的变新，在诗歌表现艺术方面，也有新的追求。本文以宏观的视野，着重探...     

化美为媚——莱辛论诗、画艺术的转换

"化美为媚"是莱辛在《拉奥孔》中的重要观点,该观点的提出基于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化美为媚"即是将造型艺术中所呈现的令人愉悦的、适中的、平静的"美"变化为诗歌艺术中所呈现的令人愉悦的、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媚"。其实质是:诗人使造型艺术的"形似"在诗歌艺术中做到"神似",并使读者通过"内摹仿"产生一种审美幻觉,从而实现造型艺术和诗歌艺术的交融与转换。     

论李贺诗歌的艺术变形

作者认为贺诗奇幻瑰丽的艺术特色与魅力,皆根源于诗人在创作上大胆采用的艺术变形手法。这种艺术变形是诗人从自身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需要出发,根据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特征,对审美客体进行夸张、想象、虚构等扭曲方式的描写,构成对审美思维定势的超越、突破和创新。这为我们理解贺诗、研治贺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