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的历史不容歪曲——从北宋农民起义的史实看《水浒》的反动性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时代。当时,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正日趋腐朽没落。北宋王朝建立不久,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就日益激化。严重的土地兼并,苛刻的横征暴敛,腐朽的官僚制度,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揭竿而起,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地     

剥削阶级思想家怎能代表劳动人民利益?

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进步哲学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认为地主阶级的进步哲学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只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们的思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评价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进步历史作用,批判“四人帮”鼓吹的“法家爱人民”的谬论,都有积极意义。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是由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所引起的。依附在封建所有制这张皮上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其所属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有人认为,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哲学能部分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们说进行革命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还没有形成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可以代表反对奴隶主统治的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这     

“生于末世运偏消”——从《红楼梦》看孔孟之道的破产

《红楼梦》描写的是以贾府为首的封建贵族“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残酷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展示了封建贵族家庭的无可挽回的没落和崩溃,揭示了孔孟之道挽救不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贾府里的大观园,是在“体仁沐德”的招牌下建造的。别看它表面上是那样“峥嵘轩     

孔孟之道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却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圣人”,受到历代帝王的吹捧。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从汉代开始,被封建地主阶级钦定为官方统治思想,作为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试论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到贝克莱唯心主义经验论的转化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六四零年开始,到一六八八年的所谓“光荣革命”为止,革命力量和反革命的封建势力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较量,经历近半个世纪的阶级大搏斗,终于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相妥协而告终。从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开始由革命转向保守和反动,他们把矛头对准广大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武力镇压,还需要精神武器,于     

王安石知变行新法 司马光法祖复旧规

北宋政权从公元九六○年建国的那天起,内部就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封建大地主阶级是这个政权的统治支柱,他们在北宋王朝的庇护下,垄断着朝廷的主要官职,享受着许多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并凭借着这些权势到处为非作歹,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使广大自耕农民丧失土地,流亡破产。就是一些中小地主的利益也受到威胁。土地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正在成正比例地向前恶性发展着,加     

唐代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

赋税和徭役是支撑封建国家的两大经济支柱。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借以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和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的赋役制度在这时也日趋完善。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愈益繁杂。特别是关中人民的赋役更为沉重。     

真有超阶级的“七情具”吗?

孔孟之道大杂烩、臭名昭著的《三字经》的炮制者胡说什么“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这纯粹是在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这纯粹是要掩盖阶级、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愚弄劳动人民,禁锢劳动人民的头脑;这纯粹是为了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怎样评价法家对待人民的态度

关于历史上法家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在当前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出现了几种纷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家对劳动人民是同情爱护的。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代表地主阶级的法家根本不可能同情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是地主阶级的本性。第三种意见是,法家在主观上并不同情劳动人民,但他们的某些改革措施,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在某些方面对劳动人民有利。我是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     

秦汉时期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消费状况之比较

秦汉时期以皇室为首的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及富商大贾是社会腐朽的寄生阶层,而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消费表现出不同的状况和特征,即地主阶级腐朽、奢侈的寄生性消费与劳动人民的有限消费的对立。我们可以从饮食、服饰器用、住宅园林和婚姻丧葬等人们社会生活消费的几个最基本方面的实际消费状况,得到充分的证明。秦汉时期两大对立阶级在社会消费上的对立,对秦汉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君书·外内》注译

《外内》是《商君书》中反映“农战”思想的一篇文章。所谓“外”就是国家用“赏则必多,威则必严”,禁止孔孟之道的办法,促使人民为新兴地主阶级国家对外(战国时期,秦国对其它诸侯国)的战争效力;所谓“内”,就是国家用提高粮食价格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人民在国内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国富兵强,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目的。商鞅在本文中采取的办法,是对奴隶主贵族、工商奴隶主以及为其服务的孔孟之道的严重打击,对于促进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鞅的农战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进步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深深打上地主阶级烙印。所以,对于劳动人民也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本文中的“威必严”很明显的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同时商鞅对于如何发展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商业以促进农业发展只字未提,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法律制度探析

太平天国法律制度与清朝封建地主阶级的法律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它颁布了具有根本法性质的《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建立没有剥削的公有社会，创设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圣库”制度和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度，试行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颁布了比较健全的刑事法律制度，建立起一套具有民主精神的诉讼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对于捍卫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农民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外来侵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略论汉文帝的社会改革

汉文帝的社会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对广大劳动人民是有利的,是符合封建经济发展规律的,他的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战国时期我国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摆脱了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奴隶社会的桎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尽的灾难,出现了“死人如乱麻”的悲惨景象。同时这种长期分裂的割据战争,也阻碍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许多     

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一、春秋时期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壮大,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对于这种奴隶制度“礼坏乐崩”的新形势,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无不拍手叫好;可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老二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妄图挽救摇     

是“诗礼簪缨之族”,还是吃人的魔窟?——《红楼梦》中几十条人命剖析

《红楼梦》有四百多个人物,封建主子不过二三十人。以贾母、贾政为代表的一小撮封建主子,在短短几年里,就害死了三十多条人命。这一宗宗血泪斑斑的事实,是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专政的历史见证。然而,官僚买办阶级的御用文人、美帝的忠实走狗胡适,却把《红楼梦》说成是一     

剥削阶级思想家怎能代表劳动人民利益?

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进步哲学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认为地主阶级的进步哲学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只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们的思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评价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进步历史作用,批判“四人帮”鼓吹的“法家爱人民”的谬论,都有积极意义。     

宋江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

手翻《水浒》,心燃怒火。宋江是名垂青史的“农民起义军英雄”吗?否!宋江是出卖农民起义军的千古罪人,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北宋末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外族的入侵,广大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斩木揭竿”,纷纷起义。农民革命斗争的烽火燃遍全国,使北宋王朝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革命大好形势下,混进梁山泊农民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宋江,为了维护、挽救日趋没落的北宋封建王朝,为了实现他个人“官爵升迁”、“光耀祖宗”、“封妻荫     

批“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宋江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它是一个革命的口号还是一个反动的口号?这主要看它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哪个阶级、哪条思想政治路线服务。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不断地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强化对广大农民的反革命专政,把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作为维护自己统治,毒害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宣扬“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把封建皇帝说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即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孔孟之道,则是不可改变的“天道”。大肆进行“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如果谁要造“天”的反,谁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天诛地灭。力图用“天命”和神的意志来毒害和束缚人民,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反抗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同时,总是把斗争锋芒直指地主阶级反动的“天”,并提出反映农民阶级利益和要求的     

关汉卿剧作中的清官

林彪、“四人帮”说清官比昏官更坏,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也违反人民心愿的胡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农民起义虽然“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起义免不了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结果依然是一个封建王朝在统治。 封建王朝是要通过封建王法及其执行者封建官吏来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只要官吏在王法的范围之内进行统治和剥削,不额外敲骨吸髓,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     

剥削阶级的进步哲学客观上符合劳动人民利益

剥削阶级进步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哲学能否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肃清“四人帮”在哲学史领域中的流毒和影响,总结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一有人认为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哲学能够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固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劳动人民并未因此而免遭剥削压迫。在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末期,地主阶级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而奴隶们却由“会说话的工具”变成封建制的农奴,依然为地主阶级作牛马,有时“甚至比牛马还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7页)。诚然,备受奴隶制残酷压榨的奴隶,为了砸烂奴隶制的枷锁,以争取自身的解放,曾经对比奴隶制进步的封建生产方式表示过积极的支持,而新兴地主阶级在摧毁奴隶制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也需要而且能够争取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支持,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新兴地主阶级还来不及突出他那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而,它“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