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文学的沉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上海成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长篇小说《新桥》、《虹南作战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都成为“四人帮”政治宣传的工具。     

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不是辩证的否定? 座谈会观点综述

七月五日,《群众》杂志社编辑部和江苏省哲学学会,联合召开了一次理论座谈会,主题是从哲学上论证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座谈过程中,分歧意见较多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么还能不能对它“一分为二”?如能“一分为二”,该怎么分?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这个否定是不是辩证的否定?现     

上海市社联邀集学术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和二十三日下午邀集上海学术界部分同志举行座谈会,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抛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会上一致指出: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践踏“双百”方针、大规模地迫害学术工作者和摧毁学术研究机构的开端,今天必须彻底清算。与会同志指出,姚文元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经过“四人帮”一伙精心炮制的。事后,张春桥曾毫不掩饰地说,此文最重要之点就是“引蛇出洞”。很明显,其目的是利用关于海瑞的讨论,向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开刀,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发出信号弹。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举行两次座谈会,以征求对该     

通达彼岸的“桥梁”——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瞿秋白同志在文艺评论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联系中国革命的发展来评价鲁迅思想发展的论文。《序言》从发表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使它受到不公正的否定以外,在四十多年中,在鲁迅研究领域里,它几乎一直占着支配的地位。近来发表的文章,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再版序言

拙著《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于一九六三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书曾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为“毒草”而打入冷宫。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吉林省社联恢复活动、召开重建大会时,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时,曾提到此书,这才勾起了我对它的关注,所谓长爪郎自惜心头血,我有同感焉。     

彻底批判“四人帮”篡改的“党史”

党中央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必须具体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批判,把“四人帮”篡改的“党史”批透,这对于整党,关系也很密切。 “四人帮”一伙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党的“九大”以后,曾经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党史写作组,主要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讲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文选》收入了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九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和谈话。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和人民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影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     

整顿、改革是一场革命——《读邓小平文选》札记

<正> 《邓小平文选》于党的生日七月一日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翻阅《文选》可以看到,在一系列的论著中,许多地方都谈到整顿和改革。整顿、改革是《文选》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精神财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期间的八篇讲话,几乎全是讲的整顿问题。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反映了把偏离轨道的革命航船引向正路的决心,也是对“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拨乱反正。这是对全党被”四人帮”破坏和搞乱了的思想进行根本的整顿。三中全会以后,在整顿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一系     

形象思维辨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使深受“四人帮”迫害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倍受鼓舞,欣喜异常。长期以来,“四人帮”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准作家艺术家搞创作。他们抹杀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否定作为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形象思维,造成了文艺舞台没有戏剧、没有电影、没有小说的严重恶果。     

广东逻辑学界揭批“四人帮”对形式逻辑的诬蔑

最近,广东逻辑学工作者举行会议,揭批“四人帮”践踏逻辑科学的罪行,并批判了“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哲学辞典》编辑小组编印的《哲学小辞典》对形式逻辑的诬蔑和攻击。与会同志首先指出,“四人帮”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学点逻辑”的指示,对逻辑科学进行了种种诬蔑。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大量印发了《哲学小辞典》。这本帮书,在“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条目     

尊六室笔记(二则)

这里选登的《尊六室笔记》,是徐宗元先生的遗作。徐宗元教授原籍山东,解放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迫害致死。其大量遗著,由贾敬颜先生保存整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里仅选择部分笔记,先介绍给《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以作为对这位史学前辈的纪念。     

现代新疆的历史图卷——写在《新疆五十年》出版发行之际

《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同志的回忆录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本回忆录是应该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出版的!如今,一靠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二靠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与关怀,尽管拖了将近二十年,它毕竟还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新疆五十年》的出版发行,既了却了包老晚年的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左派”的外衣 极右的实质——再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把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他们“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华主席的透辟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左派”伪装,极右派实质。“四人帮”与林彪本是一丘之貉。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林彪垮台后,“四人帮”袭用其假左派的老谱,比林彪伪装得更加荫蔽、巧妙。江青不是恬不知耻地借     

辩证否定与彻底否定

在教学中,当我们讲到辩证的否定就是扬弃,也就是对旧事物既克服又保留时,不少学员在讨论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辩证的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否定一切,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呢?我们起初认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这里的所谓否定并不是一个哲学范畴,但后来经过深入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成因

在新时期，先后出现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等创作潮流，它们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社会潮流影响着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文学创作潮流是社会潮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社会上出现什么潮流，文学都会及时反映。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的社会潮流是：人们从大灾难、大忧患中解脱出来之后，开始痛定思痛，揭批林彪、”‘四人帮”，控诉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潮流就直接促使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     

不容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孙思白同志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

(一) 1963年10月份《历史教学》上刊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是孙思白同志为论述陈独秀一生思想活动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据孙思白同志自己说,这里所指的“前期”是“约在1920年10月以前”。孙思白同志“解剖”的结果,认为在这一阶段内,陈独秀在政治战线上虽然是“软     

否定的客观性

如何看待否定,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用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了恶意的篡改。他们从篡党夺权的需要出发,大肆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竭力煽动极“左”思潮。这种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必要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