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及演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发端,本质上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也是由文学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成为本世纪文学观念多元构成中的三大基本线索。围绕这三种基本观念,我国文坛上一直贯穿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话语论争。     

层级与离散：BBS话语权力结构特征

本文以天涯社区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对BBS话语权力结构进行研究。BBS话语权力结构是一个由网管、版主、资深网民和普通网民组成的四级结构,这种层级之所以会形成,是由虚拟社区中不同个体信息能力差异所决定的。BBS话语权力结构不存在分配权力的中心,各层级话语权力各有来源,呈现出离散的特征。所以,BBS话语权力结构是离散层级型结构,区别于传统集权层级型结构。     

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

应该总结文学理论三十年走过的路.我所提倡的文化诗学是:强调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本来的同在一个"文学场"的相互关系,给予它们一种互动、互构的研究.对于文学来说,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是两翼,应该两翼齐飞.     

宫室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宫室之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它肇端于宫室所具有的礼制意义,被用以彰显身份和等级,成为礼仪制度的物质呈现。中国早期的宫室制度延伸到文学领域,形成了以宫室结构和建筑技艺隐喻文学经验的表述方式。此一表述方式是一种物质、观念和符号三者紧密联结的认知方式,这使得物质性的宫室具有了意识性的话语功能。宫室之喻沟通了文学与建筑,形成了一种公共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国建筑典范的宫室融汇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所凝聚的所指意义已超出了建筑范围,显示出极强的文化渗透力和历史延续性。     

批判人道主义话语的批判

19世纪由一批欧洲作家所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话语体系,是欧洲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作家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和作家们切入生活、反映生活的特殊视角,决定了这套话语体系的特点。我们在对这套人道主义话语体系提出批判时,应该改变过去那种极左的思维模式,尊重历史,尊重文学独特的规律,在对这批作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的变革期在道德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套新的人道主义批判话语体系。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论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是与“五四”以来中国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话语背景、话语情势密切相关的．而这却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所忽视．一些西方文学批评家在论及伦敦的现代主义时认为它是“一个符合过去和未来发展的偶然事件”．①事实上，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亦可作如是观．“符合过去和未来发展的”暗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一种内在逻辑性即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概言之即过去的历史文化、未来的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现实情势．“偶然事件”道出了…     

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

本文认为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正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其核心是建构。分辨文学史范式 ,主要就是分析渗透于史著中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史料的范围、性质和处置办法等等。本文从范式演变的视角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百年历程 ,认为范式的多元和类型的增扩是文学史学科繁荣的可靠保证。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媒体权力和文学的关系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提出了话语不只是针对对象,而且话语涉及话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涉及话语的权力关系。当我们考察文学时,文学和它所发表的途径有密切关系,即途径不只是意义表达的通道,媒介也在行使相关权力。论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提出了媒体权力的问题以及媒体权力视角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其次,对媒体权力进行了分层的分析;其三,分析了媒体权力作为文学研究视角的具体的意义。媒体权力作为一种对所传播信息的制衡,应该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中。     

论文学语境的复义功能

语境在文学话语、日常话语和科学话语中发挥着不同的意义功能。由于文学话语的复义特性,文学语境所发挥的是独特的复义功能。文学的复义观,经过20世纪雅各布森、瑞恰兹、燕卜逊、罗兰·巴特和耶鲁学派等众多文论家的阐发才最终得以确立,其中文学语境的复义功能也受到关注。     

现代中国同性恋话语之发轫:嵌入性抑或本土性?

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同性爱欲之关系性的话语镶嵌在社会权力等级结构中。民国知识分子从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同性恋现象,他们处于由西欧病理化的"性科学"话语和传统社会相对温和的同性爱欲话语构成的断裂式阐释链中,因此对同性恋的立场是模糊的。对民国同性恋话语的研究有两种视角,即强调内生性的本土文化观和强调外生性的现代性视角。民国时期尚未产生清晰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者是作为"熟悉而陌生"的他者出现在公共领域中。     

深沉的变奏——中国现代文学中底层叙述的话语方式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底层叙述存在着四种主要的话语方式,这些不同的话语,各自构造着符合自身想象兴趣和利益需求的底层形象,显示出一系列社会观点和意识形态对底层的观察、想象和叙述的制约。这些话语之间,以及这些丰富的话语与默默生存着的底层本身之间所构成的张力结构,正可为我们当下思考"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时,提供深刻的借鉴和生动的资源。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审美日常化”理论话语的审美内涵分析

由2003年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所引发的学界关于"审美日常化"的思考,由于持续的理论关注与学术内涵的阐发,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理论话语,成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化、文学现象的一种方式。从"审美日常化"理论话语的合法性存在、中国语境、审美表征、审美弱化以及审美日常化理论话语对于物化世界的超越这几个层面可以窥见这一理论话语的审美内涵。     

后现代语境中的西部与西部文学

虽然中国的“现代性”大叙事还远未完结 ,但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引进还是有意义的。对后现代语境中的西部和西部文学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西部长期面对的是来自现代社会等级秩序的话语霸权 ,而后现代理论可以让我们以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思考西部问题。同时 ,后现代文学的叙事策略也可以用来参与言述西部的当下现实 ,从而使西部文学获得新的意义。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本土视阈下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的艰难步履

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主要由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时代环境所决定,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产生和存在也有着其内在的文化动因。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基本上借助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而漠视中国本土的特殊文化语境。本文主要从本土历史文化的视角扫描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从文学史纵向发展的梳理中关注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土壤、特殊境遇,以便厘清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现状以及前瞻未来的发展。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由原语和译语语言结构的差异性和文学语言的审美功能决定的。本文论述了文学翻译中创造的必要性及其表现形式,认为创造是文学翻译的灵魂。     

20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

从性别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对日常生活的表述(即日常生活话语),不难看出这一话语实际上隐含了深重的性别政治。20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话语预设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及其之间的权力等级。而将这种等级关系与性别阶序挂钩,似乎成了一个普泛性的话语策略——即在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超越的向度始终被指派给了男人,而女人天生就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甚至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对女英雄的修辞也只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贯彻这一话语策略。这一话语策略不仅参与了现代性意义的构建,甚至还参与了对现代性的反思。由此足见现代知识谱系中无所不在的性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