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春秋榖梁传》的作者为榖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榖梁传》当始于榖梁子,榖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榖梁传》。榖梁子对于《春秋榖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榖梁子是《春秋榖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榖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公羊传》的形成

《公羊传》是《春秋》齐学的经典。以《公羊》出于子夏或是曾子等说,皆非定论,《公羊传》应该出于子夏、曾子等人。《公羊传》六次出现的鲁子,非曾子之误,而是对鲁地传《春秋》齐学者的统称。将《公羊传》著于竹帛的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但其书却是传《春秋》的齐学先师的共同成果。《公羊传》以公羊为名,其实却是《春秋》齐学,后人不知名实之异,而有关于《公羊传》传承的各种误说。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魏源对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

魏源和龚自珍同受刘逢禄《公羊春秋》学，于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魏源在谈他倡今文经学之宗旨和意义说：……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     

“属辞比事”：作为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属辞＂指属合、联属文辞,＂比事＂指比类、比次事实。《春秋》讲究遣词造句,且善于综合比次史事,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体现史义,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详略和缀辞来惩恶劝善。《春秋》之＂属辞比事＂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一种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是中国文章学的一种创作方法。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