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中苏关系观

作为中国第一代领导成员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中苏关系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和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归根到底是苏联严重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他认为,要记住中苏关系的历史,但不能纠缠于历史,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关于“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发展影响的历史反思

关于中苏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 ,史学界多数论者将其看作是中苏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问题产生分歧 ,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本文从二战后国际关系结构变化及中苏双方对此所持的态度入手 ,深刻地反思了中苏关系的曲折进程。认为 :“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 ;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以此警诫世人 ,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时 ,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或争端     

中苏关系的调整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一项中共意识形态变迁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苏关系与中共意识形态曾经存有高度的关联性,两者交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因而,对中苏关系的分析往往折射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脉络.从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意识形态观念、政治领袖四个方面.文章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与中苏关系的互动过程,由此形成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一项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与政治话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因国家和社会现实需要,不同时期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与阐释呈现出不同的主题.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十月革命表达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苏关系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和平的维护方面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后,十月革命的纪念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建构起双向话语支撑,既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又建构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与阐释呈现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服务现实、彰显主体意识的鲜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持和继承,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为本位对这一道路的发展与创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强调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舷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是在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对苏(俄)关系上,邓小平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利益观,即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反对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实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等,这对我国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联政策的演变

多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的研究重点,大都侧重在抗战结束前。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个薄弱点。尤其是探讨战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论著,则更不多见。事实上,它应当是中苏关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联的政策,是其整个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此前国民党对苏联“和平共存”政策的继续,又是在     

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影响——以周扬文艺思想为透视个案

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周扬文艺实践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中国文论界是从俄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产生多方面影响:其一,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都带有鲜明的苏联特点;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对俄苏文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经常性地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周扬的文论实践证明,只有摆脱苏联文论影响,从中国实践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作中汲取营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才能一步步地建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     

论朝鲜战争与中国统一进程的中断

在国际上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美国曾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应归还中国。中国的内战行将结束时 ,为了离间中苏关系 ,美国决定撒手台湾 ,任凭中共完成国家的统一。但是 ,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 ,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军事介入并干涉中国内政 ,中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 ,台湾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 ,也就成了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对苏(俄)政策思想与中苏(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对苏(俄)外交政策,使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由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改善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俄关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苏、中俄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建立同盟到武装敌对、实现关系正常化、逐步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六十年的坎坷促使中俄关系由情绪化而走向务实和理性化.两国紧密围绕相互间的主要矛盾,优先关注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两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效显著.在国际政治中,中俄加强协作的动力是合作应对美国单极霸权.展望未来,中俄两国将探索提高战略协作水平的新方式;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不断充实伙伴关系的内容;加强文化交流,克服不利因素,深化长远合作的各项基础.     

试析美国对新中国经济禁运政策的确立及其影响

美国对新中国经济禁运的确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朝战前 ,美国已经确立了对华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等水平的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 ,但并未实行全面的禁运。朝战爆发后 ,尤其是中国的参战使美国迅速确立了对华全面禁运政策。美国的经济禁运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中苏关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实现新的团结的前提,都是要求对方向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靠拢.毛泽东更表明中共要影响苏共、帮助赫鲁晓夫.由此两党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通过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国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赫鲁晓夫进行报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中国国内经济衰退,毛泽东与中共在顶住苏联压力的同时,不得不对苏采取让步政策.双方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其间,中苏两党的对外方针在表象上呈现出相互趋同转化的情况.     

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产物.其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一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以反帝联苏为中心,在处理与苏、美、英等国的关系中多方面展开,形成了诸多国际战略思想原则;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先后做出了中苏联盟、联美遏苏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形成了包括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     

论1949—1969年间英美对华政策分歧的主要原因

在1949到1969年中美全面对抗的20年里,英美之间在对华政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两国在华利益差异较大;两国对华认知以及对中苏关系的认知极为相左;两国决策过程中的国内、国际制约因素存在很大不同;两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决策传统具有明显区别。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之研究

研究跨国公司(TNCs)与东道国政府关系主要有自由主义(liberalism)、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和新重商主义(neo-metrcantilism)三种传统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分别被用来解释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作为东道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依据。90年代后全球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表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多于对抗。由于传统范式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基于合作和互惠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新范式基于社会性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多于对抗。     

从两个视角把握当今历史时代

全面、准确把握当今历史时代的性质、特点 ,要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个视角来考察。视角的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 ,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对历史时代的把握 ,要注意克服两种片面性 :一是只从技术社会形态来把握时代 ,只看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标志的、由资本主义首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一部分生产关系是没有制度属性的 ,对资本主义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失去警惕 ,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 ;二是只从经济社会形态来把握时代 ,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度属性 ,不懂得资本主义首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部分生产关系是没有制度属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时代有清醒的认识 ,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来应对和防范危险 ,利用机遇发展和壮大自己     

调整劳动关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西方国家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值得总结,西方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经验,也值得概括。中国当前劳动关系的现状,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来考虑当前构建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思路。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以石油问题为例的分析

非传统安全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现阶段讨论最多的就是石油(能源)问题。作为中美关系议程中的重要内容,石油(能源)问题展现出更多的政治意味,孕育着中美之间更多的摩擦和必要的合作。在石油(能源)博弈中,美国充当设题方,中国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石油(能源)问题折射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议题相互交织困扰着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传统安全范式下的政治考量和两国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差异,共同制约着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与对话。因此,非传统安全对中美关系的推进与改善作用是有限的,它的凸现预示着中美间更多的挑战和更大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