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西学与清初史学

在中西文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中,清初史学亦成为二者会通与融合的媒介,并产生了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初步成果。本文拟从西学观念、官私史著对西学及西人的记述以及中西方的史学论战等方面探讨西学对清初史学的影响。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学、儒学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发挥了导向和催化作用;儒家文化则因为其封建性和保守性阻碍了这一进程.文化是贯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始末的影响因素,文化变迁推动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又反过来促使文化发生变革和创新.     

晚清对西学的两种误读──论钟天纬的西学观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时,往往囿于已有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对其产生了种种误读,导致一些错误认识流行一时。如时人普遍将西学等同于“格致”。钟天纬这样一位在沪上无名无位的普通洋务知识分子较早地察觉到了这种因中西概念的简单比附所造成的对西学认识上的歧误,并开始理性地反省这一误读。这种反省达到怎样的深度,是否克服了误读、有无局限性等则是本文探讨的主旨。     

陈寅恪的西学

陈寅恪究竟是一般称许的学贯中西,还是有人所指西学不佳,值得探究。所谓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即使西方人要想贯通西学,也几无可能。至于学贯中西,可以说任何人绝做不到。作为方便名词整体而言,相比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留学时间长、所到国家多的陈寅恪的西学算得上出类拔萃,甚至是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其西学主要集中于文史方面,还一度是中国研治西人东方学的首席。此节不仅得到留学生和通西学人士的承认,其本人还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陈寅恪主张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绝不挟洋自重,舍己从人,很少称引附会西学,宁愿仿宋儒先例,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国际学术界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其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主张,为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取向的高妙境界。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朴素的西学理论萌生、初步实践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发展过程中,西学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学的主体以及对象发生了变化,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西学与日本近代化

中国不仅在明清时代向日本传播西学,促进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地向日本传播近代欧美科学文化、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和我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新知识、新思想大大促进了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开国倒幕和明治维新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     

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

清代金石学勃兴,义例分支亦随之蔚成大观。清代义例探求扩展了“金石三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的原有范围,分裂为骈文、古文、折中三派。金石学领域的关涉义例之作繁琐且有考史倾向,背离了“金石三例”开创的有裨文章的传统;辞章学维度的碑志义例研究与现世创作紧密相连,直接服务于创作,其探讨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文体学意义。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学与西学之争不断。文章以为,中学西学本身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中学西学的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科学和民主是近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近代化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尽管各民族带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普遍性是第一位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     

广学会与晚清西学传播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迎来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担任了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主导,广学会是其建立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规模宏大的文化教育团体。它通过出版书籍、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等诸多形式,传播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知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鲜的信息。其不仅成为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而且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变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广学会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应当作出客观评价。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康有为师法西学的历程及其实践

在中国近代学习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中 ,康有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不但学习介绍了西方的人文思想 ,而且在他自己的活动中又实践了这些理论。尽管他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事实反映的却是康有为对祖国、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关注。正是因为如此 ,康有为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

抬头可见之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致力于揭示近世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内涵演变,解释其新知如何发生、传播,指出明末清初,西来传教士在月球新知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前期学术曾将传统天文历算与近代科学中的月亮知识相互调和。清末民初时,月食救护与月球新知的矛盾逐渐成为大众科普议题中的焦点,月亮的科学话语交织着文明的焦虑和紧张感。20世纪30年代以后,更为严密、精确的月球知识得到传播,月亮的神话成分受到更大冲击,月亮观念因此实现根本转变,但其中的人文内涵却并未消失。     

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以西学译名的确立与统一问题为中心

本文指出晚清来华英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是翻译西书最多的人,而且在于他对阻碍西学传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批判,始终致力于西学汉译名词术语的确立和统一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探讨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西学译名确立原则和统一方法,应该被视为中国近代西学翻译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梅文鼎与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萌芽于明末,形成于清初,大盛于清代中期,梅文鼎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通过论证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均见于中华典籍,来证明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性.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理论形成与其生平、所受教育以及仕途情况密切相关.西学中源说至清末则进一步发展,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并且至近现代余韵犹存.     

清初理学与西学的接触及西学对理学的影响

清初,无论民间理学家还是官方御用的理学家,都同西学有过接触,并都不同程度地对西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总体上看,西学使传统理学开拓了视野,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完善了理论的研究和表述的方法,在理学日益世俗化、经世化的道路上,西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西学"存在论"与中学"本体论"

Ontology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可称为西学“存在论”,“本体”则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关“本体”的思想即是中学的“本体论”。以“本体论”译Ontology并不确切,但不能由于约定俗成的译名的不确切而否定中学“本体论”思想的存在。西方传统Ontology作为“是论”与中学精神比较隔膜,而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换,则为西学“存在论”和中学“本体论”的深层次比较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