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

熊彼特否定了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以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替换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即从规范性的民主理论转换为实证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制度安排,并且分析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条件和弊端。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作为中性的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是可以结合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对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选举来界定民主是现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方法。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而要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政治学分析——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

以选举为特征和标志的西方民主政治,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国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民主模式。西方国家以实行了这种选举民主制度而标榜为自由国家、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福利国家,甚至将选举民主模式作为干涉他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搞政治输出。然而,只要深入分析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正是这种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表明了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已陷入困境和面临变革的巨大压力,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继续推行这种选举民主,要么明确承认这种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积极推行变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的一个债权国,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选举制度,强化社会建设以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法治政府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核心。地方政府财政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财政民主原则是整个财政法的核心,该原则的发挥也构成地方政府财政法治的重要环节。《预算法》修订在预算编制细化、预算公开、公众参与、加强法律责任等方面推动了财政民主建设;而在该法之外,尚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公众监督和问责制等法律和制度建设。此外,形成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共识,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积极投身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     

协商民主背景下的选举制度完善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主理论的核心.选举制度是建立在以投票为中心的选举民主的基础上的,由于选举民主存在自身局限性,协商民主的导入,有助于选举制度的完善.     

法治语境下有序民主的实现进路探析

民主与法治是"魂形结合"的关系,民主必须以法治的形式实现;超越法治的无限民主、大民主是危险的,最终可能走向多数人的暴政,一旦权力被僭越,又必然回到专制;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举制度的有无和优劣;在平稳安定的秩序中有序渐进地推进民主,避免社会动荡、暴力和流血,是实现民主的有效途径.     

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走向

近10年来基层民主建设进入后选举时代,本文以近10年来各地村治实践中比较典型的村治经验与典型模式为研究样本和分析对象,揭示后选举时代基层民主建设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实践困境.当前,基层民主治理创新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化和创新动力不足问题,未来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基层民主建设重心的转换;第二,农村社会微观组织的再造是未来基层民主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第三,由制度推动时的外动力到制度运行中的内动力的转换是基层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根本.     

监督发展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监督机制

民主进程始终不乏监督因素。监督不仅与民主存在互动,还在中国的民主实践中实现了对民主的融入、发展与保障。西方民主偏好在政治领域突出选举环节的民主功能,却忽视更多环节的民主参与和更广泛的社会民主,阶级内部的分权制衡也明显遮蔽了监督的民主功能。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作为其结构性和功能性要素的民主监督,通过全民性、全程性和全域性机制日益展现出中国民主建设的制度优势,推动了监督的民主功能发挥,形成了渐趋统一的民主与监督的融合之力,进而创新和发展出监督民主的新路,优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监督机制。推进监督融入民主、发展民主,彰显了监督民主的独特优势,更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追求。     

新时期中国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内涵探索

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成为新时期参政党科学化建设和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是以保障参政党成员当家作主为政治诉求的民主建设过程,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以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围绕参与、竞争和权利保障而进行的一系列党内制度建设和活动开展过程;以政党内部所涉主要事由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内部立法民主、治理民主、监督民主和人事民主的制度健全和实践推进过程;以民主参与形式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一个完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追求和扩大党内共识民主的过程;以政党功能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既是一个民主机制建构过程,又是一个民主功能在相关机制规范下的开展过程。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目的是因应时代变化而主动进行的政党体制调适,以塑造21世纪具有崭新面貌与政治活力的社会主义参政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逻辑

政治就是参与和推进国家治理。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国理政,说到底就是从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而有效发挥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特殊促进作用。这就是治国理政所特有的政治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彰显了一系列特有的政治逻辑。突出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固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架构;坚持国家治理与制度改革有机统一,把握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精髓;坚持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有机统一,夯实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基础;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统一,拓展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渠道;坚持惩治腐败与立规严纪有机统一,优化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生态。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包括丰富的内涵: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协商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以党内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党政治制度。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环节在于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构的思考

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人民调解一直被视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中国社会调整的基本标志.古老的调解制度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重构.它既不可能是古老民间调解的简单复兴,也不会是毛泽东时代行政整合手段的再现,它将是一种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运作的,以解纷维权为功能的,以建设民主、公正、和谐的公民社会为长远使命的新型制度.     

以制度伦理建设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刺度的公正与社会公正是息息相关的,当前社会不公的存在,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要消除社会不公。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加强以制度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追求的制度伦理建设是一条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构的思考

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人民调解一直被视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中国社会调整的基本标志。古老的调解制度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重构。它既不可能是古老民间调解的简单复兴，也不会是毛泽东时代行政整合手段的再现，它将是一种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运作的，以解纷维权为功能的，以建设民主、公正、和谐的公民社会为长远使命的新型制度。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论制度的民主与法治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管理形式和手段,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建构中,民主作为有效的管理形式和体制,是法治的基础和条件;法治作为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则是民主的前提和保障.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说论要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说的精髓是依法治国。其理论构建主要包括: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人治向法治过渡.要从制度方面解决缺乏民主问题;民主只能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逐步发展,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是依法管理;坚持民主和法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传承与升华:法治中国建设探析

法治中国建设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实际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体系,既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传承,也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着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和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实现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合理配置和行使行政权力以及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