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俄国村社制度述论

村社是俄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是民间的民主组织，又是官方的基层行政单位，因此，村社具有二重性的职能和结构。村社大会是村社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政府的意志首先要成为村社的意志然后才能付诸实施。自身经济的脆弱性和价值规范的认同，使农民与村社有机地融为一体。村社的平均机制和社会规范限制了农民的分化，使村社能够长久地保持相对稳定。村社既有保守、封闭的一面，又有灵活、善于适应社会政治条件变化的一面；既有阻碍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有避免农民急剧分化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面；村社既构成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农民自治实施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有关改革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但与农奴制废除相关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俄国学者因此而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包括:农民改革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改革前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以及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的表现和成因;社会舆论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沙皇、官僚、贵族在改革准备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及作用;对改革总体评价的演变趋势以及改革对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影响。随着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以及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俄国和西方学者逐渐密切交流、相互影响,不仅使研究课题呈现交叉态势,还促使俄国学者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积极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俄国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法令论析

国家农民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中三类主要农民之一,与皇室农民和地主农民的主要区别是拥有人身权。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是1861年农民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是将1861年2月19日法令推行到国家农村的具体实践。国家农民改革法令的出台并不顺利,是各派考量地主农民改革经验和国家农民现实后做出的稳妥选择。改革法令推行使国家农民土地保障程度降低而赋役负担依旧,改革前拥有人身权的相对优势没能扭转改革后与地主农民同样的命运。从国家农民改革的目标、改革法令的拟定、法令规定与法令落实等维度来看,这一结果在所难免。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最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民法令,宣布带着土地解放农民。法令的文本规定有很大弹性,农民最终没能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数量减少,地力下降,增加土地的尝试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初亦未能得到根本改观。沙皇主张废除农奴制是顺应时局之举,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竭力维护传统,加之土地产权变动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等因素,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

约在 19世纪 60年代初 ,朝鲜农民开始向俄国沿海州地区移居 ,与朝鲜族开始向延边地区大批迁入的时间大致相同。移居到沿海州的朝鲜人成为开发该地区的生力军。俄国当局对于朝鲜移住民施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招徕朝鲜人去开发远东。 1884年以后 ,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 ,加之“黄祸论”的忧惧 ,俄国当局则对朝鲜移住民采取了限制以至驱逐政策。日俄战争以后 ,出于国际关系等的考虑 ,俄国当局对朝鲜移住民的政策又有松动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在1861年前夕围绕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俄国贵族都是保守派,他们要么反对解放农民,要么只允许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但是当沙皇发布诏令要废除农奴制时,由于贵族对沙皇的依附性和农奴制的思想危机,贵族最终默认了农奴制被废除的命运。1858年的四月纲领赋予了贵族主导改革进程的机会,但是十二月纲领最终改变了改革的方向。编纂委员会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基本方式,遭到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保守派贵族在内部和外部的进攻。保守派贵族与政府的斗争导致贵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他们的失败也反映了农奴制和贵族等级的虚弱性。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二)

日俄战争后 ,日本侵占朝鲜 ,大量朝鲜人涌入俄沿海州。时任沿黑龙州总督云殿贝尔格尔是“黄祸论”主唱者 ,对朝鲜人推行限制和驱逐政策 ,对朝鲜人的反日运动也采取禁止政策。1911- 1917年 ,在俄沿海州的朝鲜人剧增 ,他们为沿黑龙州的农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沿黑龙州总督康士坦丁积极解决朝鲜人的户籍问题 ,采取保护措施 ,允许建立新韩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俄驱逐反日人士 ,解散朝鲜反日团体 ,在俄朝鲜人反日运动处于低潮     

对农民的第二次解放：俄国1906年11月9日法令解读

在农民运动不断高涨、广大农民持续贫困的巨大压力下，俄国政府为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起草并颁行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该法令赋予了农民自由退出村社的权利，并允许农民将村社份地划归个人私有，这是俄国政府继1861年改革以后对农民的又一次解放。法令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部分农民进一步得到了解放，成功地退出了村社，并最终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     

17世纪初至1840年沙俄东侵对传统中国的冲击

沙皇俄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伴随着其向东侵略的步伐,于17世纪开始与中国接壤。此时处于东亚传统封闭朝贡体制下的中国开始被动地与这个西方外来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交往活动。沙俄的东侵,对中国传统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外交思想、对外贸易等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二十年的不懈探索——评《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

“中国东北”是中俄关系的重要舞台。中俄两大民族最初就是在这里相遇、相识的,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是对中国东北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家,特别是19世纪末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后,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深刻。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丰富。现在,中俄两国积极发展彼此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这样的形势下,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两国数百年来经贸往来的经验教训,是历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