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

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试论清代甘肃的茶马之制和茶法变革

清初的茶马之制是清代茶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茶马之制主要实行于甘青之地,首先缘于军事需要,其次是增加地方税收.随着清初以来,军事战争的逐渐减少,茶马制度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如采取各种措施变销陈茶.太平天国运动后,甘肃的茶务因各种因素导致废弛,左宗棠是首先对甘肃茶务进行变革的地方总督,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以票代引”、“先课后引”等,随着茶务改革的不断推进,后任者针对存在的不足,又进行相应的完善,这些改革对恢复和振兴茶务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清代实录馆考述

清代实录馆为例开之馆。皇帝晏驾之后，嗣位者必为之开馆纂修实录。因实录非常设机构，故《清会典》、《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和《清史稿·职官志》皆不言及，学术界对清代实录馆亦不甚了了，这与实录馆在诸修书馆中的至尊地位极不相称。清代诸修书馆中，实录馆的组织之严密，运作之有序，堪称典范。很多先进的管理手段都是由实录馆首创，然后，其它诸馆才纷起仿效。研究清代实录馆，不仅对整理和分析《清代历朝实录》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系统研究清代官方史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本文拟就清代实录馆的建置沿革、职官…     

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正> 茶马贸易互市之制,最早始于唐代。但当时唐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换取马匹之物,并非全用茶叶,有时用金,有时用帛。唐初,还以大量金帛易取马匹。唐代宗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直到唐德宗贞元末年时,才正式以茶易马,“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列传》,《陆羽》)但其时唐王朝还缺乏专官以管理边地茶马贸易之事。     

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实了清国史馆第一次开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二次则在乾隆三十年(1765),纠正了清人昭梿《啸亭续录》所记乾隆二十五午(1760)“特命开国史馆”的错讹。作者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与《清史列传》相同的六百多个传,进行互相校勘,认为《清史列传》实际上直接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并不太多,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两书过录的却不在少数,这就订正了过去中外学者关于《清史列传》全部直接抄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的不正确看法。对于近一千二百个来源尚不清的传,作者认为有可能全部或一部分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档案中。文章恰当地评价了《清史列传》的史料价值。《清史列传》经过这次校勘,将会接近于清国史馆历次所纂的《大臣列传》的原稿本,成为比较完善的版本。     

清代茶政简论

茶政,又叫茶法,是历史时期政府有关茶业的经济立法,包括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涉及茶业管理机构的设置,茶叶的生产、贩运、销售,茶税征课名目的变动,茶叶缉私等内容.唐宋以降,茶政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之一.清代茶政因袭前代旧制,但也有所更张.     

史志目录编纂的回顾与前瞻——编纂《清人著述总目》的启示

"艺文志"是正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用书目的形式反映一代文化事业之盛,是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重要依据。正史中的艺文志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其中前五种著录一代藏书,后二种则改为著录一代著述,这是适应学术的发展而作出的合理调整。历代艺文志的纂修,都是根据旧有的书目加以改编,总的趋势是越往后书目来源越多,著作数量越大,难度也就越大。目前国家新修清史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艺文志从2004年开始编纂,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主要版本、馆藏、资料来源等,著者字号及科第等则在首次出现时附注之。由于篇幅较大,约千万字,因此,独立于各传、志之外,单独成书,与新《清史》相辅而行。这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纂修史上是一种革新。这种新体例及其存在方式可能成为今后史志目录的新模式。分析和阐述《清人著述总目》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回顾和总结历代正史"艺文志"的纂修方法,展望、探讨今后史志目录编纂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明清“佛山铁厂”的几点质疑

明清佛山冶铁业,向为史学界所关注。然近年一些论者著述,使用材料似不够审慎,兹就其中若干问题略作辨析。一、是“佛山铁厂”还是广州铁厂? 《明史·食货志》载:“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①这条史料本来十分简明,并无涉及佛山之处。夏湘蓉等同志合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150页却说:“按《明史·食货志》:‘王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广州置铁厂’,广州铁厂当即为佛山铁厂。”“当即为佛山铁厂”,这个结论下得不妥。《明史·食货志》的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新探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新探景振基《史记·货殖列传》关于汉代商人经营术有这样的论述：“以东致财，用本守之。”此句概括地总结了汉代商人资本的运动轨迹及其经营之道。考之史册也能窥其端倪，《汉书·食货志》载晁错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江海关究竟设在哪里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撤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是清代前期政府商业政策的一大改变。但是,关于江海关的设关地点,历来观点纷纭。考诸史籍,设关地点有三说。其一,据夏燮《中西纪事》与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称,江海关设于“江南之云台山”。此说影响最大,至今为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所沿用。其二,据《清史稿·食货志》称,江海关设于“云山”。此说影响最小,很少为人引用。其三,据上海地方史乘及清政府的一些官方文件记载,江海关设于上海。今人著作中有采用此说的,如关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彭泽益先生曾根据王士桢的《北归志》,提出江海关系设于上海。但     

清代朴学研究的重要拓展——评《朴学与清代社会》

近年来,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结合社会史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不乏其人。就18世纪的学术史研究而言,黄爱平教授是采用这种研究路径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国学者之一。其《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专著。而其新著《朴学与清代社会》,可以说是一部反映清代学术史研究前沿水准的力作。朴学是清代绵延日久、名家辈出、著述如林的学术流派,它的形成、发展、衰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紧密相关,要把两者关系说清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朴学与清代社会》一书,在许多方面发表了有深度、有新…     

《清实录》叙事客观的影响因素探析

《清实录》叙事之所以基本上是客观的,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一手文书档案资料的全面搜集与审慎考订,是《清实录》反映清代社会发展本真面相的基本前提。其二,校对谨严、层层审核的纂修机制,减少了诸多包括史实、文字及删润不当之失。其三,惩处机制的严厉,极大地降低了《清实录》的失误发生率。其四,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是纂修人员秉笔直书的有力依据与保障。     

牛金星降清有据——与王兴亚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刊登的王兴亚同志《牛金星降清说质疑》一文,对牛金星是否降清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读后不无启发,但我觉得王同志的结论仍值得商榷。就我所接触到的史料来看,我认为牛金星降清是确凿无疑的。这不仅有众所周知的《清史稿·季开生传》为据,更重要的是有清初的档案材料相佐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六一八页载吏科给事中杭齐苏于顺治四年八月十九日的题奏中写道: 吏科给事中臣杭齐苏谨题,为孽党不容漏诛,名器不宜久玷,仰乞敕部查明伪     

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漆侠先生所撰《宋代经济史》上、下两册,共计九十三万五千字,已先后问世了.此文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书评,它不得不兼及漆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也附带说一些自己一直想说,而未形诸白纸黑字的话. 为着讨论《宋代经济史》的成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的研究史.谈到经济史,中国古史中《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作为经济史之专篇,实为世界史学史之首创.     

清代日记中的中国图书史料

清代有不少的学者,或事纂修,或事编校,往往身历其境,把见闻写成日记,其间触及图书方面故实,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史料。一为中国辞书史资料。如1705年,查慎行参加纂修《佩文韵府》,著《陪猎笔记》(日记),称十三元韵部分,由其执笔,纂修时多所增删。若“盘根错节”四字,初查出处,本自《后汉书·虞诩传》,康熙阅后亲批“此语《后汉书》以前,当别有所出”。经编者复查,东汉前《邹阳传》已有“蟠木根柢”一则,奉旨将此增入一屋韵。又若叶昌炽日记,也有不少转述刻书     

《清史稿·地理一》订误

笔者就清代直隶建置的变迁查阅了《清史稿·地理一》(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八册)。发现其中错误多处,现做如下校正。 1、清初直隶的总督。该书称:“清顺治初,定鼎京师,为直隶省。置总督一,曰宣大。驻山西大同,辖宣府。顺治十三年裁。”事实上。清初在直隶设有两个总督。一是宣大,一是天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元年》六月己未明确记载:“令故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骆养性仍以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不久,骆养性因擅自迎纳南来的左懋第、陈     

“客皆注家籍”溯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的依附民,有合法和非法的两种。合法依附民的大量出现,始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的荫客制。《晋书·食货志》所载的荫客制,除数额明确以外,对客的身份地位仅蔽以一个“荫”字。这一时期的律令已大都散失,史籍记载又过于简略,人们在阐述客的身份时,大都引证《隋书·食货志》的有关记载,可惜对其含义,特别是始于何时?语焉不详。澄清这个问题,有利于弄清当时依附民是否合法及《唐律》中有关依附民的基本条令的渊源问题,推进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清雍正年间厄鲁特盟史事钩沉

《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五》："阿拉善额济纳部一旗-...·。自为部,不设盟"。《清史稿·藩部传三》："阿拉善厄鲁特部,......。自为一部,不设盟,受宁夏将军节制。"就清朝一代制度来说,上述结论是正确的。然而,阿拉善旗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瞬间,也曾隶属于盟,如同大多数外藩蒙古旗分隶属于盟一样,这就是清雍正年间一度存在的厄鲁特盟。《皇朝藩部要略》卷11,雍正四年："理藩院奏,游牧推河诸厄鲁特,请各设旗分住领。会准噶术台吉噶尔丹策凌乞和,语遣散秩大臣伯四格等,往勘阿尔台界,即赴推河议编厄鲁特旗队。寻奏,以车棱旺布及色布…     

古汉语研究中的“举例法”批评

<正> 一、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举例法"中国的词汇研究,传统的便是训诂学.它的起源一直可追溯到先秦.如《周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厶,背厶为公."《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观其方法,在训诂学上有所谓声训、形训、义训之别.上面《周易》之例为声训,《韩非子》之例为形训,《左传》之例为义训.这三种方法皆为后世所继承.但严格说来,声训和形训还可称为是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它们是从语言的声音和文字的形状去探求词义(是否正确姑且勿论);而义训,却不过是一种解释方式而已,是不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的.它充其量不过是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