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

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中国声音”的演进——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之四声存废论争

明清以降的古音学者以“体用之辨”的眼光看待四声，将其视作天然古音掺杂后世人为元素后愈行愈下的退化表现。而随着西方语言观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言文一致的文字拼音化改革，四声在新的知识范式下获得重视。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废除注音字母中四声符号的意见，不过主流的国语运动最终把四声确定为具有中国特性的代表元素。国语派知识分子提出国语罗马字方案，要求在新式中国拼音文字上用专门字母标识四声。这一做法在1930年代遭到左翼文化人的反对。左翼文字改革者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要求废除拼音文字字形中的四声。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语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占据上风，拉丁化派也开始向国语派的立场靠拢。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者最终回到了民国初年注音符号的立场。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中四声存废论争呈现出学理背后不同政治文化在文字场域的复杂竞争样态。     

文学史视野下的“国语”教学——以“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实践与文学批评为例

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在1917年以后取得成功,个中原因除了这一时期白话文创作上的优异成绩以及与这个成绩相匹配的思想变化以外,国语教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例,他们的“新”作文观以及对现代叙事知识与语言知识的讲解,都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     

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

我国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过欧美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主流国际动力主要来自日本.近代日本从推行国语入手普及教育,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一地缘政治的事实,成为我国国语运动产生的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因此,赵慧峰先生关于国语运动"首先受基督教‘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论当代中国“主义”与“问题”的统一观

所谓“主义”，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像一面旗子，引导队伍进行革命和建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主义”。所谓“问题”，这里说的是革命和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当代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把中国发展起来。因此，所谓“主义”与“问题”的有机统一，乃是指我们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主义”与“问题”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白之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文学需要白话,教育更需要白话,因而,在教育领域有过一个与文学中同样重要的白话文运动。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将文言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教育的现代化、大众化强烈地需要一种通俗、易学的书面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自发萌动了一场语言变革,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变革虽然也受益于胡适在文学领域中策动的白话文运动,但它是独立的、自主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谱系。套用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辞,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应当有一个“国语的教育,教育的国语”的问题。     

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意识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坚持继续使用文言,后者则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废除文言而使用白话。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也有被人们忽视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语言变革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使得＂国语＂成为民国初年对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达成妥协）的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并酿成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中＂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使得＂国语＂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19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则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国语并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的若干逻辑

在晚清语言文字的变革中.以民族共同语为目标的国语运动得到开展,并显现出大致与之同时进行的白话文运动的互动问题:即现代白话书面体系的转型中包含着语音统一的问题,语音统一也需要合适的书面书写系统.但是在清末民初还远谈不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方言问题在文学语言建构中产生了不同的思路,同时也初步表明超越方言的共同语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的选择.     

民国时期国语运动探微

本文以详实的原始档案资料为基础，力求揭示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历史背景、推行目的和推广始末，尝试探求国语运动对于中国当今文字和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从历史的角度品评这场影响全民族的历史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策与“统一的中国”关系探析

1 92 8年 ,中国大陆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这就使南京国民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政治、军事等领域 ,采取对内镇压革命运动 ,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主导政策。然面 ,迫于社会各种压力及出于自身利益等考虑 ,他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及维护国家形象的外交行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一的中国”的局面 ,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舍小取大”现象系指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上位词或语义范围大的词取代下位词或语义范围小的词，这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常见现象，与普通话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文章选取具有比较典型“舍小取大”表现的四组/个词，即“懂(得)”“拯救”“开幕”和“个”,考察其在早期国语中的相同表现，进而证明华语词汇及其运用与早期国语之间的一致性。     

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以《非〈国语〉》为中心

柳宗元对《国语》的文学价值有高度评价,同时,以"中道"思想为标准,柳宗元对《国语》中"不概于圣"之处也做过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在《非〈国语〉》中。以柳宗元对《国语》一书的接受与评价为线索,论析柳宗元撰述《非〈国语〉》的目的与原则,可以加深认识柳宗元的"中道"思想,并进而了解"中道"思想对柳宗元经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语言的权力——拉丁语对欧洲统一的影响与作用

语言不仅是用来表达意思、传达思想的,而且还是社会联结的公共纽带。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圣坛语言和文人语言以其强权培育了欧洲统一的政治理想,催生了基督教的欧洲统一,奠定了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从而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为今日欧洲的统一贡献了力量。反思拉丁语的语言权力,固然与罗马帝国的扩张、基督教的传播和人文主义在西欧的兴起有关,但更为主要的则是拉丁语自身演进过程中的规范化和简明化作用使然,这也为我们推广和使用规范的汉语言文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