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也对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09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果在经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发挥平均工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对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分配效应具有启示意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消费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对居民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运用中国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消费率的上升,并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效应大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率则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并且收入提高可以促进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这表明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当前以城镇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总体居民消费将受到较大冲击,而农村居民消费将显示出较大潜力.     

自有住房服务消费重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修正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各类经济体的一般水平。中国官方的数据低估了消费率,尤其是现行统计核算体系下所采用的虚拟折旧法低估了我国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租金。采用使用者成本法重估我国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租金并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进行修正,发现我国居住类支出占GDP比重比官方数据要高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也相应高出4—6个百分点。     

提升居民消费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消费持续低迷,居民消费结构分化现象明显。导致居民消费低迷的因素有多种,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从短期来看,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速显著下滑、居民部门债务攀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的根源在于中国长期通过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这虽然不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有助于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转变增长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活力;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减轻居民房贷负担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质量,从供给端促进居民消费。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把上海市作为一个典型,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上海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额的影响,重点分析影响居民储蓄额的因素及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实际人均GDP对实际居民人均储蓄额有显著正向影响,上海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实际居民人均储蓄额也有正向影响。为了缓解储蓄额不断升高的现象,应当加强消费引导,刺激居民消费,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基于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估计中国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自1998年至今,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超过20%。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除源于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程度、预期、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与财政政策运用也有很大关系。其中,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以未预期到的税收增加为融资工具的策略选择,大大抑制了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要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策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收入分配非均等性对经济与消费增长的制约关系分析

收入分配非均等性不但影响经济增长 ,而且影响居民消费。通过计量经济分析 ,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非均等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中 ,国有单位工资收入、集体单位工资收入等都不是影响非均等性分配的主要因素 ;单位其他收入、其他就业收入、其他劳动收入是收入分配非均等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收入分配非均等性对不同的消费项目影响效果不同     

中国财政收支结构与居民消费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中国财政收支结构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率、转移性支出率和净出口依存度对居民消费率有正向影响作用;购买性支出率、税收负担率和间接税比例对居民消费率有负面影响作用。为提高居民消费率,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功能,合理确定税收负担水平、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至关重要。     

医疗保险惠及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提升——基于消费升级的经验研究

医疗保险体系不仅是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韧性的制度保障,也是促进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改善的幸福源泉。本文引入消费升级中介路径,利用CSS2019数据系统评估了医疗保险参与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效应及可能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潜在的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风险后,参与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并对其社会反馈倾向产生积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可通过提高服务性消费占比、优化家庭消费结构,进而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产生促增效应,而且服务性消费占比作为传导机制的贡献普遍大于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和制度分异特征,集中表现为医疗保险参与通过促进消费升级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机制效应相较于农村居民更为明显,城乡居民医保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相较于职工医保更为强烈。     

中国城乡发展动力结构调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中,消费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率,即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从长期考察的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而不是短期内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情况。它的高低适中不能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情况来判定,而是要看其是否与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消费率由低转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消费率的上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从宏观上实现一系列的国民收入分配机理运行工程,即劳动收入的国家干预工程、要素收入的二次分配工程、扩大公共消费工程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工程。     

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机制：优化公共消费

扩大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居民消费既是内需的主体,亦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关键性基础,而公共消费因对居民消费具有乘数效应、消费挤入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再分配效应成为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机制。当前公共消费总量不足、不充分、不平衡及结构差异已制约了居民消费效应,需要进行需求侧改革,优化以公共消费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和预防性储蓄,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宏观政策从投资转向消费,促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利率管制与居民财产收入占比下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估算利率管制对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92—2012年间,居民财产收入与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严重不匹配,居民金融资产回报率远远低于同期社会税后资本回报率。利率管制政策导致居民损失的财产收入平均约为GDP的3.35%,最终消费下降平均约为GDP的2.13%。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解除利率管制,矫正资本收入分配扭曲,是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的迫切要求。     

中国城乡居民碳排放的动态分解与效率评价研究

本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能源消耗数据,利用IPCC方法和GDIM分解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及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构建超效率SBM模型分析中国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第一,在研究区间内中国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长了72840.98万吨,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长了48653.68万吨。第二,驱动因素显示,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能源消耗量和居民人均碳排放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碳排放,而居民消费碳强度和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降低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重要动力。第三,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化特征,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处于下降趋势,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应当从构建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多方位协同减排的长效机制和加强低碳领域的投融资规模等方面,制定降低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相关对策。     

国内总储蓄率高企及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分解与探究

从经济体各部门的视角对1998-2013年资金流量表进行逐项分解发现，国内高企的总储蓄率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贡献，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反有所减少。政府储蓄率增加是储蓄倾向和收入占比双双上升的结果，其储蓄倾向的上升主要受资本形成影响；企业储蓄率的增加反映出收入占比上升，且是因增加值占比上升所致；居民储蓄率减少，主要受收入占比下滑影响，收入占比下滑则源于增加值占比减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反映出居民受住房价格上涨影响，为买房而积累储蓄的动因，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对此，传统消费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政府和市场因素的解释或更贴近现实。政策应切实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与政府行为的错位问题。     

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分配格局调整之对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居民部门分配规模在分配格局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以及居民个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造成了居民相对收入水平降低、居民消费意愿及消费能力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障碍.文章从现阶段我国分配格局分析入手,在此基础上寻求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平衡居民消费意愿及消费能力为方向的分配领域的改革措施,以探索加快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的途径.     

文化产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化产业可通过规模提升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创新带动效应和绿色消费效应四个方面影响区域绿色发展。利用SBM-DDF模型测度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各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在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下,中国的区域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通过控制地理相邻位置因素、经济互动关系因素以及二者的混合关系,发现文化产业对区域绿色发展确实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规模提升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以及绿色消费效应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性,而创新带动效应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性,且其中规模提升效应对周边区域绿色发展的外溢影响最大。     

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调整及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结构这个系统的失衡主要表现在需求结构方面,其中消费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特征及以此为基础进行国内和国际比较可知,中国投资率的持续上升所挤占的消费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费,而包括城镇、农村居民在内的中国需求结构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与城乡、行业差距。因此,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促进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性分析

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如何刺激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本文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里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对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存在着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所以提高劳动者报酬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刺激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     

国债发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弹性分析——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状态空间方程的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81—2011年间的国债发行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弹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债发行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对于城镇居民而言,长期来看国债发行对其有正向的引致效应;但从短期看,国债发行量的迅速增加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替代效应。弹性系数的变化趋势表明,我国国债发行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大且出现阶段性减小的趋势。接下来的基于可变系数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解释了其中原因,即我国国债发行仅对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群体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引致效应,而对大多数群体的消费影响很小。因此,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以扩大内需,应该改变原有的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国债发行方式,尽量避免国债发行规模的剧烈变化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