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全球贫困问题与中国贫困线标准调整计划

贫困问题是世界普遍现象,发达国家主要是基本发展权利为主的相对贫困问题;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温饱与基本生存问题.发达国家有自己的贫困线标准与"扶贫"政策,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也制订了一个统一标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减贫、扶贫工作上成绩显著,近期正在拟定新的贫困线标准计划,将与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基本接轨.中国的扶贫重点已从"温饱扶贫"向"发展扶贫"转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消除社会贫困现象与遏制贫富差距的决心与魄力,尽管这还只是第一步.     

连片特困区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优化

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竞争性扶贫的历程,明确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剖析连片特困区致贫因素与政府减贫行为选择,明晰扶贫政策异化、政府减贫行为与资源配置机制的路径依赖、中间力量的利益阻隔、贫困主体对接能力不足、公益扶贫社会氛围有待改善等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基于双边市场理念进行扶贫供需平台协作机制、驱动机制与发展保障机制设计与优化,以增强扶贫行为针对性,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扶贫目标实现。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

减缓贫困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在2020年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后,将面临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长效机制和新形势下如何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两大战略任务。为此,要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着手研究制定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把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可持续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并实行农村减贫与城市减贫并重,全面统筹城乡贫困治理。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和反贫困的新特点

新世纪中国扶贫工作成就显著,"大扶贫"格局开始形成,但贫困问题面临新的特征:贫困问题已经从普遍性贫困转变为区域性贫困,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长期性贫困为主转变为短时性贫困为主,因病致贫和因灾返贫人口成为新时期我国贫困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世纪传统的反贫困战略已经难以适应中国农村贫困新特征,建议要对中国反贫困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和讨论.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基于1996—2006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类贫困增长率"对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经济运行过程是否具备亲贫困特点问题进行分析.类贫困增长率时以往所采用的PPG判定指标进行改进,因此能够综合反映减贫过程中的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均等效应.减贫成效是"类贫困增长率"的一个递增函数,即类贫困增长率越大,经济越表现出有利于穷人的倾向,因此,我们须通过集中分析"美贫困增长率",而非简单考察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减贫工作是否成功.通过使用"类贫困增长率",我们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贫困缓解工作可以肯定,并且该期间的增长过程总体上是有利于广大穷人的,对于社会极端贫困人口,政府应该采用具有强针对性的"瞄准式"扶贫政策,从而使得所有贫困人口,尤其是极端贫困人口,均能从经济增长过程中获益.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治理转型探析

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反贫困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本文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揭示出反贫困治理突出治理技术维度,并将贫困群体对象化为需要改造和规训的群体,以及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反贫困治理所面对的实践困惑与具体表现;试提出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转型的方案: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西部农村地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返贫为主要形式的脆弱性贫困的治理已成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新课题. 利用宁夏农村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正规金融对宁夏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支持现状,结果表明,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正规金融对教育、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力度大小依次为: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自然灾害. 因此,提出了重构与宁夏因地制宜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的金融减贫主体架构并重新整合地区减贫金融的增、存量等对策,以期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的脆弱性承受能力并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孕造频率.     

区域性整体脱贫的财税政策缺憾及完善方略

区域性整体脱贫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高效的财税扶贫政策对贫困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已有财税扶贫政策进入"倦怠期",政策缺憾日益凸显,阻碍了区域性整体脱贫的步伐,亟须加以调整优化,以保证区域性整体脱贫制度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推进,早日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和贫困县摘帽,使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新时期的减贫成效与经验——以青海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6%。本文以青海的减贫实践为案例,对其减贫成效与经验进行总结与评价。认为青海在这一时期较好地实现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着力构建减贫友好型社会,逐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其成功经验在于国家对减贫事业的大力支持与公共政策的"多维减贫"导向。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减贫挑战提出了展望和政策建议。     

“田野行政”视域下的县域精准扶贫

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安排,夯实县一级因地制宜安排项目回应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能力,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借助组织学权变学说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提出一个"田野行政"的解释框架,用以考察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密集调整,为县域贫困治理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基于对"茶县"跨度六年的跟踪调研,可以发现县域"精准扶贫"工作能力建设,有赖于通过恰当的分权治理结构安排,保持县一级因地制宜安排政策供给的自由裁量权。2014年以来,精准扶贫各项制度架构逐渐成型,"四到县"的改革,提升了县一级精准回应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差异化需求的能力,但仍有一些瓶颈因素有待破解。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

中国在2020年年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与美国、印度等国外大规模减贫行动相比,中国在减贫过程中更加强调政府的主体性,展现了政府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政治引领、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资源配置、战略调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较之国外减贫通常采用的科层式治理模式,中国创造性地向科层体制注入了大量动员要素,实行"动员式减贫"。这种减贫模式以人民性政党的坚强领导和宏观管控型国家基本制度的强力支撑作为制度基础,遵循"无边界"调动资源的核心理念,采取跨层级渗透、跨部门联动和跨区域衔接的运行机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我国减贫战略演变与新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根据减贫瞄准对象的不同,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减贫战略经历了区域瞄准的减贫战略阶段、减贫战略的转折阶段、以个体瞄准为主的减贫战略阶段。2020年我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但是,我国绝对贫困标准依然偏低,贫困地区与全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政策效应的递减,减贫难度越来越大,贫困人口收入增加缺乏当地产业的支撑。2020年之后我国已经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阶段,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角度应该坚持区域瞄准和个体瞄准相结合,这就需要科学识别瞄准对象,对不同类型贫困人口分类扶持,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承载力,增强产业发展功能,以带动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振兴,持续改善连片特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促进不同类型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扎实基础,确保到2035年与全国其他区域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     

公共财政在减贫中的职能分析与政策调整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为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研究成果构成了当代各国制定合理战贫策略的依据。随着我国财政扶贫政策的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减贫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公共财政减贫职能取向和优势的分析，论证了“促进减贫是公共财政职能所在”的观点，并提出公共财政减贫政策的调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