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抗战时期川省农贷的时效性

放款时间与期限是考察农贷时效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抗战时期的川省农贷的放款常常背离农业生产的时间规律与农民的实际需求,这不仅影响了农贷的正常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放款期限不仅以一年以下的短期贷款为主,且常在推行过程中偏离国家的农贷政策,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帮助不大。时效性差影响了农贷的正常使用和效力,致使其未能在四川农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川省职业技能开发学会召开“05年中国西部职业教育与培训新型模式研讨会”

初夏时分，学会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人才强国，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精神，于今年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与省对外友协、德国“艾会”和江油高级技校四家分工合作，在唐代诗仙李白故居一四川省江油市召开“05中国西部职业教育与培训新型模式研讨会”。来自德国的职业教育专家阿尔布雷希特．弗乐尔、四川省社科院人才学学者查有梁教授，外省和省内十七个市、州八十七所职培院校，企业及教培中心的负责人以及国家劳动保障部，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农贷思想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各级人士和学术团体曾积极参与边区农贷事业.中共的农贷思想坚持“专款专用”、“贫农为先”、“不采取平均主义”、“不违农时”、“低息发放”等原则,延安中国农学会、毛泽东、朱理治、南汉宸、阎子祥、曹菊如等学术团体和个人的思想是当时边区农贷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农贷主张不仅促进了边区政府改善农业经济,将支农、惠农落到了实处,维护了农村金融稳定,对于边区农贷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当代农村金融改革中贫困地区的农贷工作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试论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变迁与创新——以合作金库制度为讨论中心

1930-1940年代,以信用合作社-县(市)合作金库-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分支库组成的三级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成为新式农业金融中的重要一极,也构成与农民银行及其分支系统组成的农业金融体系并立的新型农业金融体系之一.虽然以合作金库为核心的合作金融体系还存在资金来源的依赖性、网络的脆弱性、运转的非独立性以及在新式农业金融供给体系中的非主导性等缺陷,但它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发展不无重要历史意义.它以合作金融的力量为近代农业与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成为近代乡村变革中的一注强力剂,并成为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一大创新.     

传统国家农贷的道义性与现代合作农贷的嵌入困境

国家农贷在中国已有千年历史,但国家农贷的制度路径并不适用于以市场合约为基础的现代合作农贷。本文以国家农贷的道义性为切入点,剖析国家农贷道义性的根源,即国家农贷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儒家"仁"的执政思想、民本而非民主传统、小农经济的外部性以及小农的生存伦理。并用"本土性视角"来分析现代合作农贷在当今中国社会嵌入的困境:土地的产权归属、小农的分散性、小农的人际关系结构以及农贷制度的路径依赖。     

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农贷体系的历史学述评

两宋时期，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由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双重结构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贷体系。该体系内各组成部分自发地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以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支农惠农范围和较强的支农惠农力度。虽然两宋农贷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基于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时期的农贷体系依然为两宋农业社会的长久维持和稳定运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甘肃小额农贷与农业生产

民国时期甘肃小额农贷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小额农贷大多数被地主劣绅获得,一部分农贷又转化为高利贷,而真正急需贷款的贫民却因不能提供担保得不到贷款.国家投入的巨额农业贷款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相反,农民对加剧"富者愈富"的农业贷款心生怨恨,直接造成民心的不稳定.     

民国时期川省县级合作金库损益分析

民国时期,四川省建有县级合作金库121处,覆盖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县级合作金库是民国时期四川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办理合作社农民贷款、存款和汇兑业务。1940年以前,四川各县合作金库大都处于盈利状态,但盈利数额较小;1941年以后,各县合作金库则出现可较普遍的亏损状况,金库的日常运行都难以正常维持。物价上涨、合作金库转贷利息较低等是导致四川各县合作金库营业亏损的主要原因。     

“美丽”与“暧昧”的对话伦理及其共通感奠基——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再考

今天，从“对话”的视角重读两位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颁奖礼上的演讲显得尤为重要，即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与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以往学者大多对川端与大江加以对立式解读，然而在“美丽”和“暧昧”的比照中，也暗含着“对话”的逻辑。在柄谷行人看来，“对话”并非一个象征形式的去主体化过程，而是一个将异质性他者纳入其中并与他者共在的伦理过程。基于这一阐释，“他者”得以作为内在于“美丽”与“暧昧”之关系性构成中的重要一环被揭示。同时，共通感概念对于“复数的主观性”的要求可视为赋予审美鉴赏以普遍性的一个契机，也为这种关系性视角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策略与方向性的指引。     

“阳刚美”与“阴柔美”

清姚鼐在《复鲁洁非书》中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间，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曾国藩对姚鼐的这段话作过明晰的概括。他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简言之，阳刚美，就是“马鸣风萧萧”式的美，也叫“壮美”或“刚性美”，西方美学家则称为“崇高美”或“雄伟美”。…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

为应对近代农村的经济危机,南京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农本局作为国有农村经济机关以经营农贷业务,两大机构发放的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村的金融枯竭.但它们在机构制度和业务经营上有同有异:农本局以培育民营的农村金融制度为目标,辅导成立了数百所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发放了数千万元的农村贷款,并且尽力促成合作金库的民营化,还以金融力量提升了近代农业的科技水平,在良种推广和水利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农民银行以提供正规的农村金融服务为目标,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发放的农村贷款是农本局的数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述论

中央信托局,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信托机构,在抗战时期开办了大量业务,如购料、信托、储蓄、投资与农贷、办理保险、易货、运输和印制等,这些业务对当时的生产建设和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省社科联与省历史学会举行新春联谊会

2003年月12月29日四川省社科联与四川省历史学会在川音大厦联合举行了“四川省史学界新春联谊会”。与会史学界专家学者回顾了2003年我省史学界取得的成绩和省历史学会的工作。2003年省历史学会牢牢把握历史学科的基础性，认真开展历史的基础研究，积极     

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张其佐博士的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最近，省社科联以川社联党[2005]22号和川社联[2005]27号文件，分别向省委和省政府报告了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博士“关于抓住生物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机遇，抓紧实施‘生物经济强省’的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

四川的戊戌维新颇具特色，却几乎不受研究者关注。借助基层视角，可增进我们对整体戊戌维新的理解。百日维新期间，四川的总督、学政曾相当积极地推行新政。此时推动川省办学的，更多是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措，以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兴学的上谕。戊戌政变后，川省的总督、学政及部分州县官则明显逆朝旨而动，在川中继续推行部分新政。这一时期，川省部分地区对变法的理解偏离朝廷动向，而朝廷废八股之举也无意间支持了川省趋重经学的地域文化。     

论南宋科举中的“类省试”

南宋时期的川陕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和利州路。从高宗建炎二年到理宗端平以前的百余年间,这一地区实行着相对独立的科举取士政策,即“类省试”,简称“类试”。川陕类省试是南宋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礼部省试的一般权限和职能,而且更富有独立性与特殊性。如果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作用之一视为宠络士子的话,那么,它在川陕类省试中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何况类省试的目的和作用远不局限于比,它对川陕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宋王朝的巩固都起过不可泯灭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试对川陕类省试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存在形式、利弊与影响等问题略作探讨。     

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荀子提出“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近也”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司法“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正本溯源，回到荀子对“法”和“类”的讨论上来，因为，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司法传统实质上是荀子“法、类”说的延续和贯通。     

依法治省的理论与实践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科学选择，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提出和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积极响应。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必须广泛深入地逐步实现各地区、各层面、各行各业的依法治理，形成各地区、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纵横交错的依法治理网络。在全方位的依法治理中，依法治省是一个重要层面，关系着依法治国的成败。一、依法治省的理论依据“法治”的灵魂是法律至上，是相对于“人治”的一种治国主张和治国理论，也是相对于“人治”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