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全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在全国25个省的5121个城镇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城镇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持久性收入对家庭消费正效应要大于暂时性收入和家庭资产,不确定性收入对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参加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家庭消费具有正效应,而现阶段参加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却有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对于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高于高消费家庭;不确定性收入对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的负效应要大于中高消费家庭。医疗保险对中高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的正效应要大于低消费家庭,而失业保险则正好相反;养老保险对我国中高消费城镇家庭的消费支出负效应要高于低消费家庭。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税收、政府支出对我国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霍尔消费理论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1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税收、财政支出对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年税收对东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上一年度税收对西部地区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年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上一年度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全国整体,投资收益增加对消费均具有区域差异化的负向动态效应。     

居民消费与不确定性——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效应检验

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等减少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理论上可以产生刺激消费的作用。力图通过医疗保险覆盖率和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水平这两个变量来表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水平,考察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从而实现医疗保障制度保障效应的检验。     

中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虑恩格尔定律可能对消费结构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分项收入与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消费支出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工资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消费促进作用;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效应;财产性收入由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与消费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且不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促进效应较弱。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保障经济效应分析∶人力资本视角

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推动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支撑经济持续发展。通过构建两部门生产与家庭跨期消费模型,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关键机制是,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与中介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跨越门槛值时,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激励效应,使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呈现边际递增趋势;社会保障支出跨越门槛值时,通过刺激人力资本积累,使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亦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因此,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关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重点。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收入分布变迁的城乡消费市场效应差异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汽车消费实证

文章以居民收入分布变迁和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为切入点,选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有关汽车消费的微观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城乡汽车消费分布中不同分位数上异质群体的消费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造城乡消费的反事实假设。通过分位数分解方法在消费领域的扩展应用,在揭示了收入分布变迁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机制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度量消费潜力的新视角。结果表明:对于如汽车等大型耐用品来说,城镇消费分布中不同分位数上的收入弹性呈现独特的"U"型特征,且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依然占主导;农村消费分布的中位数以下群体的收入对其消费的影响较为敏感,而资产对整体分布的影响均不显著;城乡消费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分布变迁不同步导致的购买力水平差距以及消费市场发展失衡,这两方面的改善将带给农村中低档消费市场巨大的上升空间。     

人情支出挤出了正常消费吗?——来自中国家户数据的证据

在中国传统关系型社会的背景下,人情支出可能对家庭的正常消费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对正常消费的影响。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人情支出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对于绝大多数家庭,人情支出增加会提高正常消费倾向。只有当人情支出占收入比重达到非常高的时候,才开始对正常消费产生净挤出作用。我们还验证了,人情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社会网络所具有的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功能。     

城镇居民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使用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心理账户的视角,考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为正的"乘数效应";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经营净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资产价格波动的消费需求效应：实证检验与多视角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住房与股票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完善,房价与股价的波动也会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的拥有量,而这两项在决定消费支出水平上是具有主导性作用的。对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的消费需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房价波动对消费有着微弱的影响,而股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则是不确定和不显著的。     

金融知识差异与我国家庭财富积累

通过应用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研数据,本文系统的实证检验了改进后的金融知识指标、经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以及家庭理财规划等因素对家庭各项财富积累的影响,并通过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验证了这种正向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实证结果中家庭理财规划以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正向边际效应表明,理财规划可能是金融知识差异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居民金融知识差异对于家庭福利,特别是退休福利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GDP等变动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以及人均GDP、国家和社会在卫生费用方面的人均实际投入金额存在协整关系。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但影响较小;老年抚养系数、人均GDP、国家和社会在卫生费用方面的人均实际投入金额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影响较大。     

我国服务业进口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3-2021年我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服务业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服务业进口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可通过提升创新效率来实现。针对服务业进口对我国创新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存在专利申请授权数的门槛效应;针对创新效率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的估计结果,存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的门槛效应;针对服务业进口技术溢出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的估计结果,存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门槛效应。因此,要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提高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     

新农保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效应——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4两期面板数据,分析了新农保政策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替代效果。基于内生性考虑的倍差法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使得农村家庭的土地流转收入显著增加,来自子女的转移性收入显著减少;基于政策异质性考虑的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发现,转移性收入越低的家庭,参保对子女养老的替代效应就越小,且参保缩小了家庭间在转移性收入方面的差距;新农保对土地养老的替代效应在低收入家庭中更加明显。     

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CHARLS 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现状、动机与规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家庭代际财富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同时年轻一代存在明显的"啃老"现象;2)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主要由父代特征变量决定;3)子代对父代的财富转移由子代与父代的特征变量共同决定;4)收入是影响子代与父代之间财富转移的重要因素;5)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偏向儿子,但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6)父母给予独生子女的财富转移规模更大;7)帮忙照顾孙子女会促进父母对子女家庭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8)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父母更多的财富转移。     

国债发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弹性分析——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状态空间方程的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81—2011年间的国债发行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弹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债发行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对于城镇居民而言,长期来看国债发行对其有正向的引致效应;但从短期看,国债发行量的迅速增加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替代效应。弹性系数的变化趋势表明,我国国债发行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大且出现阶段性减小的趋势。接下来的基于可变系数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解释了其中原因,即我国国债发行仅对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群体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引致效应,而对大多数群体的消费影响很小。因此,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以扩大内需,应该改变原有的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国债发行方式,尽量避免国债发行规模的剧烈变化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影响了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养老保险支出则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险支出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且当人口老龄化跨越门槛值时,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减弱。异质性分析中,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养老保险支出的正效应均呈现东—中—西部地区逐渐弱化的趋势;老龄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反而不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尽快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支出体系,促进基金收支平衡,实现地区间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包容性协调发展。     

婚配、婚配消费与代际生活

我国农村婚配消费行为受到男性婚姻挤压的冲击与城市消费文化和传统乡土文化的双重影响,婚配高消费在农村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婚配消费多不是纯消费,更多是财富的重新配置.通过婚配消费,农村完成了财富由父母向子女的转移,父母因子婚配消费致贫或返贫现象累见不鲜,子女却因婚配而获得大量父母的财富馈赠,生活条件改善,甚至提前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进而导致代际关系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