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维度——谢桃坊先生《词学辨》简评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其<词论>中旗帜鲜明地倡导词.别是一家"之说,从此,这种文体学上的辨析与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谢桃坊先生的<词学辨>一书围绕着"宋词无流派"、"词为艳科"、"词是音乐文学"等核心命题重构词"别是一家"之说,是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继续探求的学术努力.     

建构独到 创意精深──评谢桃坊《中国词学史》

建构独到创意精深──评谢桃坊《中国词学史》一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理应包括古典文学史的研究和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才算完备。但多年以来对于前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而对于后者则注意不够。因此，近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开始对学术史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的力量。最...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

清代词学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之大成,基础文献研究与理论批评研究皆蔚然称盛,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景观。清代词学研究方法是清人应用于词学研究并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通过对清代词学研究方法的研讨,归纳总结清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原理,利于客观把握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清晰掌握清代词学的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对发掘清代文学思想史内涵亦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参照借鉴。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追述与构想

新词学研究体系分为词体、词学本体、词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三大层次 ,包括词之起源、词体构成、声情关系以及词之特征、词与环境关系、词之流变、传播与接受、词论、基本文献、研究方法、词学学者、词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自然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当代文化建设 1 4个门类 ,又下设 47个科目、1 0 0多个子目 ,最终成果是中国词学史、词学研究史等著述。建构这一体系有助于推动词学学科建设和词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论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

唐诗话语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源泉,亦是词学批评比附形式的重要内容。从词体比附诗体到宋词史比附唐诗史,从词人个体比附唐代诗人个体到具体词作比附唐代诗歌作品,皆体现出词学批评家推尊词体、突出宋词文学成就、推崇代表自己词学观念的词人个体等词学理念。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批评形式,为诗词文体之辨体与破体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参考和理论支持。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学转向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对周济所示四家之学词路径多有沿袭,在以清真词为绝诣的基础上,将自身词学理论的宣扬与梦窗词的阐释很好地结合起来,着力打造一个审美典范,指示学词路径。同时,他们又兼学东坡,取之清雄,变革周济的"退苏进辛"为"退辛进苏",实现以疏济密。在路径的建构过程中,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经历了树立梦窗为典范、全面体认东坡以及博采众长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词兼重大、疏密相间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反映了晚近词坛"疏密并收""清婉兼具"相融互济的状貌。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

词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词籍、词论、词派、词史等众多内容的广泛、复杂而相对严密的学术体系。词学批评的概念虽为后起，但具体实践在词坛形成之日已萌动，而批评的精神、理念随着词学的发展也不断传递和积淀。词学批评研究作为对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更应注重它的科学性。以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来凸现词学批评研究的科学性。深入研究宋代的词学批评，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后世及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体认和把握     

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特点和意义

江顺诒编著的《词学集成》是清代后期产生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词话著作。《词学集成》是一部具有独特分类眼光的辑录类词话,其分类理念具有现代词学的元素;《词学集成》对所引录的词学文献附加按语,可谓批评之批评,亦可认为《词学集成》是第一部词学批评史专著;《词学集成》对词源、词体、词音、词韵、词派、词法、词境、词品等专题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辨析。无论是思想观念、理论批评,还是编排形式、规模系统,《词学集成》均显示出独特的深广度和创新价值。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     

论中国古典词学体派之宗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体派宗尚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偏于推扬婉约之体的承传,二是偏于推扬豪放之体的承传,三是婉约与豪放不可偏废之论的承传.上述几条线索,从不同维面上展开了古典词学批评时主流词作风格与体派的宗尚,建构出我国古典词学审美风格论的主体空间.     

词化与非词化——邱世友声学论

中国诗学重赋比兴,作为"诗余"的词传承这样一种深刻的隐喻渊源:于词中抒写情与性,创造象与境,更多地融入作者主体意识与理性思辨,声学与艳科构成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邱世友从词调的体构及字音的声调入手探寻词的声律,指出声律是词化的重要本质,声律及其组合变化以及声调组合变化所构成的扬抑格和抑扬格,均以不同声象呈示心象,体现"立象以尽意"的艺术特质与审美意义.以邱世友声律论为参照进行词学声学研究,可助益于当下词学研究与词作创作实践.     

清代词学批评对诗词体性之异的辨分

清代词学批评对诗词体性之异的辨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偏重于从艺术体制与内在质性角度予以辨分,二是偏重于从结构笔法与技巧运用角度予以辨分,三是偏重于从声调运用与音律表现角度予以辨分,四是偏重于从审美风格与面貌呈现角度予以辨分。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与相互融通的,它们从不同视点上展开、充实、深化、完善了传统诗词体性理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体之性提供了宽阔而坚实的平台。如果没有清代词学批评对诗词体性之异的辨分,我国近现代抒情性文体理论批评就无法真正得以建构与提升,传统词学理论批评的转型也势必不容易发生与实现。     

词学理论的发展与吴文英的词学主张

吴文英是南宋词坛与姜夔、辛弃疾鼎足而立的著名词家。他的词学主张保存在沈义父的《乐府指迷》里,概言之即要求词作协律、典雅、含蓄、柔婉。这四则标准既沿袭了词学理论的传统,又是时代趋尚使然,也是吴文英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维护词“别是一家”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