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与胶济铁路的收回

华盛顿会议上,中日“边缘”性会谈山东问题,其中胶济铁路的交涉为重中之重。为支持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全国各地开展了“筹款赎路”运动。天津商会积极领导津埠地区的“筹款赎路”运动,对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推动作用。     

近代胶济铁路筹款赎路运动述论

一战爆发后,日本侵占青岛,将胶济铁路纳入直接统治之下长达八年之久。为收回该路,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日本进行了艰难的交涉,最终确定了"债券赎路"的方案。为筹集赎路所需的巨额赎金,中国政府先是计划将胶济铁路付诸民办,即由国民筹款赎回该路,收回后归民办,永属民业。政府为此设立筹款机关,并制定了较为缜密的招股、储金简章,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但由于种种原因,胶济铁路民办的尝试最终失败。之后,胶济铁路本身的收入就成了筹集赎路款项的唯一来源。胶济铁路筹款赎路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近代中国具"文明排外"特点的赎路情结的表现。     

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

邮传部成立前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大臣共管体制正趋于瓦解,铁路中央专管体制逐步建立。但是,在这一转制过程中,持续受到来自地方大员的权力消解,权力集中进程并不顺畅。两广总督岑春煊凭借其政治地位,在广九铁路交涉中,仍担当主导性角色。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主动为地方督抚争取铁路实际控制权。铁路总公司是广九铁路草约订定者,在正式合同谈判时,其正处于濒近撤销之际,较少对这条铁路施加影响,邮传部和外务部也都无意过多介入此路。广九铁路借款交涉与修筑运营,一方面显现地方权臣对铁路的控制能力是铁路专部管理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铁路督办制度的取消,地方权力对集权化铁路管理体制的冲击也正不断趋于弱化。     

胶济铁路与济南商埠的兴起(1904——1937)

近代交通体系的建构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关联研究是近年城市化研究新的生长点之一。胶济铁路是山东省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作为近代先进的交通设施,1904年通车的胶济铁路,成为推动济南自开商埠与促进商埠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胶济铁路通车促进了济南商埠的兴起与发展,加速了济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之中枢,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华盛顿会议前后天津商会活动之考察

1921年末的华盛顿会议,引发了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天津商会领导广大津埠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主持赴美天津国民代表的选派工作,并积极为其募捐各项费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开展“筹款赎路”运动,推动胶济铁路的收回;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打击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在上述活动中,天津商会自主进入非官方“公域”,通过合法渠道阐释自身意愿,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而此时,北京政府亦为民众运动创造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样社会和国家之间就构建了一种双向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强大合力,最终促成政府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胜利。     

西汉县令长及其行政关系

县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我国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西汉基层行政中,县令长的行政类型可分为县令(长)、侯相和邑(道)长。对于所掌治之县,西汉县令长除受邵国首相的监督之外,有统一完整的权力。而作为基层行政人员,在与所属邵县的关系中,县令长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在与所治民众的关系中,其又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此外,县令长还与当地王侯存在若即若离的君臣关系。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翁同龢与胶州湾事件

胶州湾事件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涉事件之一,对晚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翁同龢作为奉旨办理该事件的重臣,因对近代外交懵懂无知,既不了解德国的最终欲求,也不了解德俄之间的相互勾结,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不明就里,处处被动。胶案发生伊始,一度寄希望于俄国的帮助,主张联俄;而后,基于对德交涉比较顺利,转而反对俄舰来华。而在与德国的交涉中,本来想减少损失,提出“另指一岛”,结果却步步落入德国租借胶澳的圈套。翁同龢办理该案可谓心力憔悴、屈辱备尝。而他因办理胶案激发出来的对中国变法重要性与急迫性的认识,与甲午战后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产生共鸣,成为维新思潮在戊戌年走向实践的重要背景。     

论清末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开埠

１９０４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奏请，经清政府批准，济南、周村和潍县同时由中国自行辟为商埠。由地方督抚奏请，中国自主开放铁路枢纽地区和内陆经济中心城市，在一省中同时开放包括省城在内三个城市为商埠，这是近代商埠沿革史上的创举，是山东地方当局为防止因德国所修胶济铁路通车后出现德国势力向内陆扩张、中国主权再失的重大举措，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山东主政者通盘筹划山东近代化事业，为推动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政策性调整。     

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岛工人运动的历史地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岛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异军特起”，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英勇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２５年爆发的胶济铁路大罢工和青岛日商纱厂大罢工，揭开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序幕。期间，青岛工人与上海...     

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所采用的"边缘谈判"方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中国代表团努力争取的结果,"边缘谈判"同"会外谈判"或"直接谈判"有着本质区别;胶济铁路解决方案也是在英美调停下,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当时形势下唯一能够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因而是旧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得多失少"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上的艰辛努力和出色表现应予肯定,山东问题的解决与美英两国的调停及对中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划定行军区域的合法性分析

为应对日本攻占青岛之军事行动,北京政府经多方筹议,仿日俄战争先例,向外宣告了行军区域。然而,日军无视中国的中立布告及其自身对行军区域界线的承诺,置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于不顾,强占胶济铁路、侵扰地方、杀害人民。胶济铁路不是德国国有,而是归中德两国合办的铁路公司所有,不能被视为敌产。日军在行军区域内种种非法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清廉第一余启元

游悦开，婺源济溪人。明隆庆间仪封县令。游悦开在职俭约宽和，不受分外之财，对奸吏衙蠹不手软，治政肃然，著为县令之甲。在灾荒时，亲自赤着脚在烈日下为民祈雨，筹集赈米，捐俸煮粥以救饥民；黄河洪患，亲自督修堤坝，最后累死在治荒之中。死时身无一钱，县里张廷尉助棺敛之。墓志铭人颂其“唯廉乃惠，二美斯兼”。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袁树勋应对上海公堂案述评

哄闹公堂案发生后,袁树勋罢庭抗争,严词交涉;工部局被迫释放女犯时的挑衅行为引发流血冲突;英国交涉由被动转为主动,执意索赔巨款。曲折复杂的两年善后交涉,最终以袁树勋个人名义赔付英方5万两白银了结。袁树勋据理力争,维护国权,重视民众外交,值得肯定;但其疏于防范,后续交涉陷于被动之教训令人深思。     

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

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黄尊严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打着＂对德宣战＂的旗号，出兵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在此后的八年间，日本在对山东实行军事占领的同时，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其掠夺的方式，除倾销商品、输出原...     

抗战胜利前夕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

1935年3月，苏联单方面出售中东铁路给日本，标志着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已经丧失，东北地区的矛盾由中日、中苏三者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中日两者之间的矛盾。只要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可完整地收回整个东北的主权，无需再与苏联交涉。正如李维诺夫曾在1935年6月19回答复中国政府第二次抗议时所说的：“苏联出售中东铁路股份对中国是相当有利的，……当中国希望收回‘满洲’时，它就能最终收回铁路而无须向苏联偿付。”①如果苏联履行诺言的话，日本投降后，包括中东路在内的东三省主权理应无偿转归中国所有。然而历史的发展却非…     

儒家民本思想发微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也是愚昧无知的同意语。古代思想家在充分地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的时候，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为国本，君为民主”是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设计，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是整合的。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为民谋利”的价值准则，这一原则的要害是把民众视为权力的客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民谋利”是用于说明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符号。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青岛及其腹地的棉业利源之争

华盛顿会议后,中日青岛及胶济铁路主权之争告一段落。双方围绕山东棉业利权的博弈浮出水面。率先落脚青岛的日资棉纺织工业极力沿胶济铁路向腹地山东延伸其产业链。青岛、济南等地民族资本也不失时机地依托口岸青岛和胶济线兴建了一批现代化棉纺织企业。民族棉业崛起迟滞了日资纱厂由口岸向腹地拓展的进程,挽回了部分国家利权。山东地方政府改良棉种、整肃棉花交易市场的工作增强了民族棉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了青岛腹地城乡社会变迁。     

试析宋代县衙中的层级关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县令作为宋代县衙中的核心官员,它与县衙同僚以及与下级吏员之间的人事层级关系作为宋代县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探讨。该文试图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入手,结合宋代其他基本史料,尝试从县令的设置、属官与县令的政治关系以及下级吏人与县官的权力互动等方面来分析县衙的层级关系。并指出县衙中的层级关系实质是以县令为核心,上听命于州而下收权于县的高度稳定集权型的统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