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顽童叙事”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中,悄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儿童叙事,此种儿童叙事主要撷取了儿童淘气、调皮、好动、好奇、捣蛋甚至恶作剧的层面,张扬并肯定儿童的活泼、快乐、纯真、嬉戏精神,呈现了轻松幽默的风格,呈现出“顽童叙事”的审美特征。顽童叙事自秦文君开始,经新世纪以来的梅子涵、杨红樱、张菱儿及“红樱”二代等大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顽童叙事在儿童的认知上不是把童年这一时期看作成人生活的预备,从而引导、教育儿童尽快进入成人规约与建构的秩序与意识形态世界中。它更看重童年期自身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是一种新的对童年的想象与建构,是一种新的童年文化理解。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研究现状与展望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其中既有东亚各国的国别文学,又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东亚文学交融,特别是“抗日”这一东亚文学的共同主题更加彰显了抗日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东亚各国的抗日叙事文献资料,通过东亚叙事的比较研究,阐明东亚抗日叙事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东亚人民正确认识东亚近现代史、弘扬东亚精神、强化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依据。     

政治、时代与观念:“十七年”童话的文本规训与主题模式

"十七年"时期童话的任务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由此形成教育本位的童话观。文章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艺政策,概括了童话理论,归纳了童话的主题模式,发现存在"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式结构,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童话主题存在模式化的现象。1950年代的童话寓教于乐,将教育性和趣味性结合得很好,而1960年代的童话流于说教,政治意味浓烈。通过探讨主题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希望能对"十七年"童话进行一次深入性、整体性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童话的独特风貌,挖掘"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的内在复杂性。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论童话叙事的空间结构艺术

叙事结构是文本自己的语法操作规则。童话叙事结构与成人文学一样具有空间性,但本文认为童话的幻想特征使文本并不适合作表层与深层的传统切割分析,叙事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具有成人与儿童双重审美心理,这使叙事结构如同一个不甚规则的圆,其中成人作者内心的儿童审美体验让幻想的"圆"形空间尽力扩展,而成人审美心理又用理性点睛般暗中规范,不露痕迹。同时这个幻想空间还有自己真实与节制等特点。     

新时期小说儿童叙事的双重变奏

新时期小说的儿童叙事表现为两种基本取向:一,作家以特别逼近于童年的心态来记录过去的自我,反映一个"原态的童年";二,作家带着既定的现实经验对童年记忆进行取舍,表现出特定意向的"被抽取的童年"。1980年代中期以来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叙事在整体上表现为"原态的童年"与"被抽取的童年"的双重变奏。     

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你的想法更美些"——论《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

《城南旧事》是台湾当代小说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文本。它的里巷传奇与趣闻包含的文化意味与民俗风味,给退居台湾一隅的大陆人以某种清新、浓厚的文化的满足;它的儿童视角和童年经验,创造出一种颇类童话的文体,传达出生命“成长”的主题;它的叙事艺术,体现了当代女性小说叙事艺术的新高度。     

童话叙事中的性别问题: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作为一个隐性范畴,性别的区分在英语中若隐若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童话叙事中对于动/植物人格化的性别区分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蕴涵着人与物的类比关系,也暗示着拥有与统治的权势关系。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传统童话传播维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意识中对女性控制与束缚的体现。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社会化语境,童话阅读与叙述对儿童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的内在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童话这种"基于魔幻的叙事"像许多其他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一样,也是培育"合格公民"与文化主体的重要话语。     

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简论《左传》占卜叙事的艺术功效

《左传》在叙事方面的文学成就是引人注目的，其中的占卜叙事有着独特的艺术功效。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不可靠”的可靠性——新时期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

不可靠叙事作为突破此前全知角度的文学创作手段,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儿童作为人类群像中特别的存在,在欢笑与泪水、美丽与幻灭的生命延续中,凭着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在新时期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是用来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隐形视角,而这也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共同体叙事中的日常世界与地方经验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始终伴随着共同体叙事的主题,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核心题旨的史述往往缺少日常视野和驳杂的地方经验。《中国的一日》打破了文学史与普通人的隔离,无论在家国与民族意义上,还是在阶级与社群层面,均坐实于国人的日常经验并体现出地理与文化空间上的差异。文学受众转而投身写作,反向构成叙事的主体,其间见出的新文学的现实有效性和大众的"文学生活"均为重建文学史的复杂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     

朝向母亲镜像的认同危机——当代女性作家童年叙事中的母女关系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女性童年成长叙事中,对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的表现呈示出与之前迥异的风貌.这种文学书写相较非关童年的其他叙事中的母亲形象塑造,有着更为特殊和深广的文化意蕴.关于成长中的女儿对母亲这一"镜像"的审视、背弃与另寻的叙述,其实质是一种关及自我认同的文化叙事,揭示了主体(不仅是个人,也可延及文化)建构过程中隐藏的困境及其突围的可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

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童话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民间故事有一种很奇特的结构现象,幻想成份越浓的故事,越遵循一定的叙事套路。那末,民间童话的叙事模式或套路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本文从民间童话的情节简单而不复杂化、“三段式”的重复、情节或人物的相似性等三个方面,讨论了其主要的叙事形态特征,揭示出民间童话叙事的艺术魅力。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