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政府与民间的责任边界

政府与民间在慈善中的责任边界是不同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模式:美国是“民间主导型”的,英国是“合作伙伴型”的,而加拿大则是“志愿者参与型”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形态决定了我国慈善事业必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善组织必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从慈善的本质来看,政府应该扮演好慈善政策的制定者、慈善精神的培育者、慈善行为的保护者、慈善运行的监督者、慈善环境的营造者等角色;民间应该扮演好慈善组织的培育者、慈善资金的筹集者、慈善活动的动员者、慈善平台的搭建者等角色.从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来看,我国慈善事业必将由“政府主导型”走向“民间主导型”.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文章详细讨论了二者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慈善文化的多层性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作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动力,慈善文化以慈善动机、慈善价值观及其外化的慈善行为为主要形式,通过改变旧慈善观、传播并巩固新慈善观,实现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影响。目前,慈善文化领域存在着多层性问题,即伪善——慈善作为手段、下善——慈善作为目的、上善——慈善作为义务、至善——慈善作为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为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魂,规制伪善,反对下善,主张上善,倡导至善,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在整体引领上,要以崇德向善为价值导向,使慈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一致。在分层引领上,对于伪善与下善,要始终坚持法治精神,并对慈善政策进行道德评估;对于上善与至善,要始终坚持共享精神。     

中美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研究

美国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对慈善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而中国政府侧重行政手段,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美国慈善组织的注册程序比较简单,注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身份;而中国的慈善组织注册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侧重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其次,在税收管理上,美国政府侧重发挥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而中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覆盖面窄,对慈善组织激励功能有限。第三,除了税务部门以外,美国的州政府和州检察长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有很重要的监督和管理责任,而在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采取的是多主体模式,效果并不理想     

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才能贯彻落实《实施纲要》

中央颁布实施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不仅明确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作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之一，而且把“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既要从严治标，更要着力治本，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原则”之一。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任何事物都是在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变化的，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论我国民间组织设立制度之完善

民间组织设立是公民的结社自由得以实现和民间组织成长兴盛的关键。我国现行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给民间组织设立设置了过高的门槛,使得大量民间组织无法合法设立,＂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并未改善,制度完善势在必行。政府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必须坚持最低限度、法律保留、利益平衡和标准客观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单一许可登记制兼顾了公民、民间组织、社会和国家的不同需要,有利于实现保障结社自由和限制结社自由的相对平衡,并由此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慈善组织及其治理——基于云南省H州的个案研究

非制度性依附的固化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两大障碍:前者蕴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为政慈关系的外在样态,更内化为一种路径依赖;而后者则体现在政府一元支配的慈善运作模式中,使慈善组织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将社会作为独立主体引入到新慈善模式的构建中,实现慈善运作由一元支配向三方合作的转变应是我国慈善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合理路径。而在政府、慈善组织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慈善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立案问题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督和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颁布一系列法规,合力编织了一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管理体制。欲设立慈善团体必须先得到各级党部的许可,再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立案,已有的慈善团体也须重新许可和立案。国民政府强制慈善团体登记和立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亦具有政治色彩,是政府强化监督的一种体现;在约束和限制慈善团体的同时,对慈善团体的规范发展和提高公信力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立案问题较典型地反映出慈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被困的慈善：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及其重建

慈善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慈善组织公信力构成要件的断裂、变异与缺乏,以及在市场牵引、媒体放大与监督缺失等外引力的相互形塑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发生了严重异化,呈现当代中国被困慈善的状貌.要重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须重新定位慈善的本性与推进慈善的现代转型.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超越官与民:慈善事业转型与组织生态重构

通过含混、持续、紧密的互动,慈善机构与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使慈善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嵌入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链条之中。这就是"中国式慈善"的"官民二重性"命题。它隐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层悖论,即对行政权威性的依附和对组织自主性的寻求。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转型,慈善组织的官民二重性格所暗含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出来,慈善领域的官民冲突日趋激烈,诸如官办慈善的痼疾沉疴、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来袭、民间公益的创新实践,使慈善组织生态受到了强烈冲击。面对慈善组织生态变局,必须破除"官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政府与民间的体制藩篱,在不同慈善事业发展主体的有序参与和良性竞争中,实现各种慈善实践形式的多元互补与和谐共生。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概念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提出,这对于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综合惩防效能的充分发挥,进而达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目的。     

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

从个人权利出发,分别延承国家路线与社会路线,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形成了两条基本路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将这两条路径发挥至极致,而自由主义则走在中间,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关系模式。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诠释和解析是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最为直接的来源。     

治理腐败与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构

治理腐败并构建起一国赖以生存进步的廉政体系绝非朝夕可就。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改革政府治理模式,通过党、政法律分类化、组织设置弹性化、政府内部市场化、监督主体多元化等措施,循序实现立法专门化、监察机构独立化、公务员去官僚化、监督社会化等改革目标,从而最终实现监督制度化与社会化,构建起国家与社会共同监督、预防的中国式廉政体系。     

美英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完善的财务报告制度能够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并实现其慈善目的,保证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美英两国通过设定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的法定准则、规范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审计制度、公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保证了慈善事业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两国的比较研究,启示我国应当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应当统一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模式、设置灵活的报告规则,应当实行慈善组织财务报告强制公开、构建信息统一公开发布平台,应当推进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构建慈善法治"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