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情感观念的发生形态

一、“物感”说原始朱熹是一位理学家,他在《诗集传序》中倒是很开通地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他不取汉儒之“风刺”说。又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卷八十)他注意到了《风》诗多言男女之情,同时又强调了“感物道情”,说明这位理学家对诗有些见地。须知,最原始的“感物”并最能形成强烈情感状态的,就是感“人”,即男感女,女感男,“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24页)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易经》,就记录了“感物道情”最原始的发生形态。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元代诗序文中的诗学本源问题索隐

元代诗序文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其中蕴含着元人丰富的诗学思想与颇成体系的诗学理论。元人对诗学本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多方阐述,他们在前人文章论及传统诗论的基础上,标举“诚”“志”“理”“气”“人情”“性情”等诗学本源命题,并探讨其互联关系,渐次由哲学本体推衍至文学本体,最终达成“诗以性情为本”的共识,从而建构起尚自然的“性情之真”与尚伦理的“性情之正”的“双核”诗学本源理论。     

述朱熹“心统性情说”之文字学依据

“心统性情”一语出自张载,后来受到朱熹的极大推崇,朱熹将其阐发为“心统性情说”.朱熹在论及“心统性情说”时,常会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为“心统性情说”寻得文字学上的依据.可见单就义理的论述,对于“综罗百代”的朱熹而言是不够全面的,同时也忽视了朱熹自己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或可说成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全面阐释.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相结合的阐释,也会比只偏于二者中的一面进行阐述更为有据更加有说服力.朱熹结合义理的阐述,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为“心统性情说”（“心包性情”与“心主性情”两层意思）寻得文字学的依据,从而使得义理更为坚实有据,也进一步加强了义理的可信度.     

陆机物感思想与刘勰感物思想的根本区别——兼论物感的生成与变迁

陆机的物感思想是“象、文”传统与《礼记.乐记》的综合,他深深陷于“象”、“文”传统设置的紧张关系之中,同时也在文学领域保持了《礼记.乐记》中的物感思想。而刘勰则将诗歌观念置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学说基础之上,以消除“象、文”传统的紧张关系。他认为“象、文”与“道”不是价值逐渐递减的关系,而是内外相符的关系。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言意关系在传统物感思想中的功能,将物感思想的重心从“物”转变到了“情(感)”,将“物感”转变成了“感物”。     

宋代学者郑厚及其真诗论考

郑厚,为郑樵从兄,史称“诋孟”最厉者.其生平事迹,《宋史》未载.今人所编两种诗话著作,皆语焉未详.《全宋文》、《全宋诗》虽有记录,但较为简略,并偶有所误.郑厚学问该博,著述颇丰,今多不存.其非孟之著作《艺圃折衷》因余允文、朱熹的批判而被作为“靶子”得以部分保留,是我们研究郑厚思想的宝贵资料.郑厚更值得称道的是其在诗学上的“真诗论”“天籁”自然说,这一诗学主张对后代诗学批评影响很大.     

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和涵养察识的修养方法

心统性情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宇宙观和认识论相互渗透的新思想。朱熹心统性情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心体流行的“中和旧说”;思虑未萌为未发,思虑已萌为已发的“中和新说”;《太极图说解》、《仁说》和心主性情理论的系统化;朱陆之辨、“理在气先”与“心统性情”。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

●文学研究略析胡应麟对严羽、高诗学观念的继承…王明辉 (1- 32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邹其昌 (1- 37)……吴起与《左传》之关系辨正黄觉弘 (1- 4 0 )…………………“样板戏”叙事 :“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彭松乔 (1- 4 3)………………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观物论及其审美运思的结构探析

观物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易传》“观物取象说”是其元初及核心命题。从“观物”这一诗学的审美运思角度来看，“物我之辩”是主体观物视角所产生的不同审美观照心境，其观物过程主要体现为“观物取象，因象生意，因意构境”的审美运思过程。后世儒道禅话语的介入使得“观物说”发展为观物取象（客体现象）、观虚守静（主体心境）和观心照寂（本体真理）三个不同层次。另外，“感物说”存在不同内涵，却与观物论联系密切，观物和感物看似两个不同的诗学范畴，实则也是不同审美运思的结果。当用观物论“物我”视角和互观方式切入，会发现二者的异同和互含现象。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