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

具有数量大、时间长、区域广、价值高等特色的清水江文书是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和乡土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种类,“白契”、“红契”并存而又以“白契”为主的文书显示出了地权转移“亲房优先购买权”、“典卖”或“借钱借谷以田抵押”、“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中人或房族人作证”、“多不惊动权力机构和政府”等特征;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制及其房族亲族等的仲裁作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地权转移在近代一直稳定存在和延续,并使土地资源因人口分化与经济变动得以顺畅而有效的配置。又其地权转移文书的内容与书写格式与汉族地区的极为相似,表明近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市场经济因素与江南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差别不大,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灵活和便于操作。     

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元代土地典卖、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文书 ,已有零星的、个别的发现。元代有没有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呢 ?《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之中刊载的契尾 ,是首次发现。     

典制的借债担保渊源——以民国时期徽州借贷契约为案例

典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田宅交易的一种特有方式,一般认为渊源于"卖",被称为"典卖"。然而,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徽州借贷契约的内在联系和演进关系发现,"典契"在本质上应是一种抵押借贷契约,"典制"应是渊源于借债担保。     

从清水江文书看近代贵州民族地区土地制度——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简介

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枉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土地产权转移,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8年间,发生了2098次地权转移,有465人购进土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其参与地权转移人多、规模小、土地量不大的特征,抑制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保持起一个庞大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群体,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经济在这里根深蒂固。,土地契约透露出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关系信息,如乡村的阶级结构,田赋、地价等的演变;地权转移大都在周首（首士）或寨老等宗族权力规范下进行,经济关系与民族地方传统政治结合,是一个依靠民族传统维系的小农社会。     

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研究之一

一般研究强调,明清以来地权分配呈集中趋势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度,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柱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地权分配,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9年问。发生了2097次地权转移,其中田地买卖1158次,816农户出卖田地,537农户购进田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因其田地转移大都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田地局面,呈现凸洞有土地兼并势头而无大土地集中现象。故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自耕农为主构成的侗乡社会,即类似一些经济史家所谓“农民所有制”。     

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与创新

出租是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方式,租赁权是家庭农场土地权利的主要构成部分。租赁权不属于依法可以抵押的财产,决定了土地经营权抵押不能解决大多数家庭农场的融资困难。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因素还包括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土地经营权严格的转让条件、土地经营权的用途管制等。土地经营收益权是土地经营权人或者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依法享有的收取自然孳息的权利。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在主体范围、设立难度、权利实现和农业经营等方面,远比土地经营权抵押更具优势。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为解决家庭农场的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若干理论问题

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新型权利,在效力上必须予以强化。在最长期限之外,应为其设定法定的最短期限。应当通过入股、租赁、抵押等多种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加以落实,强化其效力,淡化国家对农民土地的政治诉求。     

农村土地抵押的历史源流与现代继受

中国古代的农村土地抵押实践中多以土地或田宅为担保,其习惯法具备保障亲邻先买权、强调法律关系的一体性等中华法系的特征。近代的农村土地抵押规则在汲取传统习惯法的基础上,嫁接与移植西方相关制度,但受传统生产经营方式阻却,未与近代金融组织的成长相结合。农民土地的权利配置反映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土地所有权并非农村土地抵押运行的地权秩序所需之必要条件,现行农村土地抵押须强化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地位,并在肯定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基础上对其设定抵押。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视角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解释上属于《物权法》第184条所称的"耕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抵押财产;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为叙述方便,以下讨论除特殊指明外,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仅指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     

国内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风险移转新论

所有权保留买卖作为现代民法权利分化的一种现象,在买卖双方以及第三人之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利益平衡方式。然而,国内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的转移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按照交易时的环境和条件,由能够控制风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标的物转移毁损、灭失的风险,较能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论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

唐朝、五代一直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由此带来大量的逃田产权有待政府处理。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由于预期的激励机制收效不大,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出于保障国家财政的收益权考虑,法令逐渐加强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民间一直存在逃户的亲邻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非法行为,这是与地方官员的赋税"摊逃"互为因果的经济习俗。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政府财力缺口——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上,运用中国33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4～2007年平衡面板数据,对“土地财政”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正向激励了“土地财政”行为,土地出让收入弥补了财力缺口,同时提高了公共品的提供水平。由此论证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的确是为了弥补财力缺口,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论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首先分析了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包括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农民利益受损；征地范围过广，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征收规模失控等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学术界关于征地制度改革模式的讨论，提出了我国征地模式改革思路，包括非农建设用地一级流转方式，土地使用权的征用范围，土地征收、征用及出让主体的划分，土地补偿或买卖价格的确定等内容。     

我国土地出让金规范化管理研究

土地出让金管理是我国公共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由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等原因,我国的土地出让金管理较为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强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使之进一步规范化的根本路径在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科学制定城市用地规划,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细化资金使用方向。     

益阳草尾镇土地信托流转模式的深层解读

土地流转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的一种制度创新。益阳的草尾试点是土地信托流转成功的案例,突破了30%流转率的困境,农民受益大幅度增长,农业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经营增加了农业投入,提供了就业机会。草尾镇信托流转模式的益阳经验主要是创新了信托流转机制,政府全程介入,坚持了3个不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流转经营权从而使得农民的承包权不变,农用地属性不变。益阳经验的土地信托流转解决办法主要是把土地确权放在首要位置,在运作过程中确保农民利益,土地信托流转后安置好剩余劳动力,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     

租赁性住房企业化供给的市场困境与政策选择

租赁性住房企业化供给的市场困境主要为投资收益太低、税负较重以及资金筹集困难等。通过对住房租赁企业投资收益与成本进行测算,发现售租比、利率及税费是影响住房租赁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围绕这三个关键因素可进行不同模式的政策设计,即限地价模式、限利率模式、住房保障模式,以支持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的住房租赁企业的发展。对于房价很高、售租比很大的大部分城市,可选择降低土地成本、实施土地限价出让、减少税费、提供长期性贷款的政策支持模式;对于售租比较为合理的部分城市,可选择提供长期性低利率贷款、减少税费的政策支持模式;此外,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可选择全方位的税费减免、土地限价、长期性低利率贷款的政策支持模式,作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租赁权的善意取得

次承租人基于对转租人占有租赁物事实而信赖转租人有权出租而与之订立租赁合同,从占有公信力和保护交易安全两个角度来看,都应当承认租赁权的善意取得从而使次承租人取得租赁权。次承租人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租赁权后并不消灭原出租人的所有权,原出租人可以向转租人主张赔偿从而保护自己的损失。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经历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后,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依然有着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关于土地是“祖业”的认知和表达,并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祖业观念下的土地产权——祖业权,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区化的特征,使得其性质上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却不具备独立产权的完整性,而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产权.中国土地产权的观念型塑与村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自洽的逻辑,它与家族的绵延性、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共通关系,“祖业权”是嵌入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之中.由此,在国家建构的地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会也在建构着关于土地产权的“地方性共识”,进而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清代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地区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以地权转移为例

清代天山南路维吾尔族社会私有土地所有制形态主要特点有：土地买卖的频繁程度、大量的土地买卖引起的纠纷、活卖占绝对优势等;在南疆地区,维吾尔社会已经逐渐接受了这种土地经营权转移的新形式。天山南路土地买卖的原因主要有：小自耕农的普遍贫困化导致私有土地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化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土地日益成为人们追逐求利的对象,因而土地的周转和土地买卖亦日益加快;高利贷引起土地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