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发展工具有限、非理性投机与城市房价泡沫变动

测算发现,中国一线城市和部分东部沿海中心城市存在明显的房价泡沫,但中西部城市的房价泡沫程度并不高。分解房价泡沫成分,非理性泡沫成分占比很大,这与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认知偏差以及政府调控政策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方政府发展工具有限角度解释房价泡沫的生成机制,体现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方面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融资,降低了土地供给弹性,从而起到了助推房价泡沫生成的作用。在新型城市化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解决中国城市房价泡沫问题,应当避免大城市化,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推动城市群发展,同时应实行分城市差异化的房地产政策,而不宜全国“一刀切”。     

人口集聚过程中的我国房价收入比

基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的生活收益、人口集聚程度和人口集聚速度是影响城市房价收入比的三个关键因素.目前我国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过高,一是因为它们本身拥有较高的生活收益,人们在那生活获得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收益,相应地也必然承担更大的生活成本——较高的房价收入比;二是因为它们的人口集聚程度较高,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更强烈,供需矛盾导致当地房价水平升高;三是因为它们的人口集聚仍处于高速的动态进程,住房建设速度远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了房价的过快上涨.政府有必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措施降低过高的房价收入比.     

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

为什么人们奔向北上广、留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的基础上,从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释。利用中国35个大城市特大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的住房价格,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城市宜居性与住房价格正相关,与房价调整工资负相关,存在一种补偿机制。城市宜居性已经成为中国居民选择城市居住的重要因素,高房价挡不住高宜居性的吸引。研究结论不支持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和工资水平是内生于城市增长的,人的城市化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城市化过程,人为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

空间资源的不足和配置的不均衡,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直接的客观条件和现实背景.但时间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空间与土地资源已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矛盾.时间要素也是一个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机制,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在空间资源不足和时间因素不确定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城市发展既有华丽的“窑变”,但更多的是大量的“次品”“半成品”甚至是“怪胎”,城市化的成本问题空前突出,未来的更新与重建任务艰巨.     

均衡人口与均衡GDP关系研究--兼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调整

均衡人口与均衡GDP(即最优人口与最优GDP)互为对方存在的必要条件.两者都由富人、穷人、政府官员三方博弈所收敛到的纳什均衡决定.穷人即使自身直接产值为零,也通过放大乘数和第三产业间接地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收入.穷人通过放大乘数间接带来的收入与穷人耗费的收入恰好相等,这是决定最优人口和最优GDP的基础.我国应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把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的最优调整作为一种刺激GDP快速增长的高效率产业.     

诗化:美学之路

为什么美学所解释的审美经验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很不相似?为什么美学所解释的艺术不像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和艺术是心灵的一种生活,我们在这种生活中存在.我们在经验中得到了美和艺术,但在理论中失去了它们.一维特根斯坦在一次美学讲演时说:“美学是个大题目…….”美学的确应该是与真理、道德并列的大题目,它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但从实际的研究情况看,美学却是个小题目,因而被大多数哲学研究者所轻视.从研究规模上看,美学不像是个学科,倒像是某个专题.但在中国的状况似乎有些异常,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原本有着强烈的审美倾向,甚至认为这种审美倾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其原因是中国由于“缺少宗教”,因此只能在审美追求中注入最高目的.按这种解释,审美活动应该是中国文化中最热烈的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解释包含着一个错误,即把“缺少宗教”做为一种理由.中国文化中确实缺少宗教,但中国并不因此而不完整,这就像人类没有长出三头六臂,但不因此就觉得缺少三头六臂.不存在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存在的东西的原因或理由.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不见得是“根本的”精神,很可能是在儒家文化收敛心性的压力下所产生的一条放纵心性的精神出路,它意味着另一种精神生活,这对于美学     

房价收入比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我国的实际数据出发,提出房价收入比的五种影响因素: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城市建设、城市辅助设施,其中每一大类影响因素又分为若干指标.实证的分析分为21大中城市横截面数据的静态回归分析,和3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动态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房价收入比一般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与城市辅助设施呈正相关,与其他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有正有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影响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变化,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强,城市辅助设施的影响因素虽然也在增强,但幅度不大.     

城市二元结构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还存在另一种人为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所谓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态势在中国有越来越明显的征兆。导致城市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垄断优势,这表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在近些年有更加集中的趋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都与城市二元结构有密切关系,实证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判断。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二元结构,如果不加以警惕,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将积重难返。消除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降低一些行业准入门槛应是当务之急。     

城市化拉动内需的他山之石——韩国的实证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平虽大幅度提升,但城市化对内需的拉动效果一直不明显.韩国作为中国近邻,城市化进程中实施了诸如以大城市集聚带动内需扩张、基础设施先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同步进行以及人口自由流动等政策措施,既有力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又有效拉动了内需.借鉴韩国城市化的经验,我国应当积极建设大都市圈以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改革投融资体制以解决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矛盾,培育新兴服务业以优化产业结构,改革户籍和控制房价以降低农民进城的制度与居住成本.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病象研究与文化阐释

受中国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中国城市规划正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极端,“被规划折腾”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主要是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这是一些城市在打造和营销城市品牌时发生的最大闹剧.“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说明我们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并逐渐滑向“人心涣散”、人去城空的绝境,如何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切实努力,重建“过美好生活”的城市文化本质和功能,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论民生问题与乡村工业化——兼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道路选择

民生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三大主要社会性难题。在这三大难题中，民生问题尤为重要。正视与关注民生问题，就是要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放在第一位，始终不渝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不懈地改善生产关系。发展乡村工业，构建城乡二元工业化结构体系，不仅有利于消化闲置劳动力，真正提高百姓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有利于“三农”向“三化”转变，有利于实现人口均衡分布，实现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收入不平等:U型变化与不确定的未来

中国收入不平等已达到较高程度,这一点已经成为广泛共识.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的内部结构如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已有的研究尽管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特征给出了一些分析,但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和解释并不充分.本文利用跨越20年的8个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内部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两极化不断加剧的趋势,并且,从现有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这种趋势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不会改变.     

房价改变中国贫富差距及消费差异的作用机制探讨

工资收入既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又能测试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入—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决定关系,在房价作用下产生变化。本研究使用超大、特大、大城市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房价—贫富差距—消费差异构成的变量体系,使用固定效应动态面板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及MG估计模型的方法,分析房价对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差异影响,探求房价与收入关系对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消费差异所形成的“双轨”作用机制。一方面,房价对居民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效应通常被收入差距衡量所掩盖。另一方面,房价从根本上改变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扩大本来由工资收入造成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可以说,作为单个因素,房价对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影响比工资收入本身更大。这个“双轨作用”不仅与习近平“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对依靠“扩大消费内需”才能实现的“国内大循环”产生阻碍效应。因此,只有改变房价产生的这个结构性作用机制,中国贫富差距才能得到改善,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才能缩小。     

非均衡视角下城镇化的内需效应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

随着城镇化的战略意义日益突显,充分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效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构建“S—P—E”城镇化均衡模型,探讨了城镇化非均衡对内需失衡的冲击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度量了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均衡、就业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均衡分别对内需失衡的冲击影响,进而厘清非均衡视角下城镇化的内需效应.     

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原因初探

所谓“城市化”，学界至今未有统一的解释，众说纷经。我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两个相向运动的过程：一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向成市聚集的过程，二是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过程。“城市化”作为一股世界性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现代化水平的高低。中国的城市发展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城市化的发展程度却落后于西方近二百年。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一、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及特点的简单回顾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可能一朝一夕…     

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

人口均衡型社会着眼于从系统、动态、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规划和解决人口问题,不仅是对人口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和高度提炼,同时也是人口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从内在均衡和外在均衡两个方面对珠海市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珠海市为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使其在整体上处于良好的协调状态,但仍面临突出的挑战.对此,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对策组合方面提出“三重转变”和“四个加强”的建议.     

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均衡发展机制的构建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存在收入分配结构、内需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四大"失衡,因而需要构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均衡发展的机制.公共服务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效应、调整内需经济结构效应、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效应和城乡结构效应,能够成为破解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机制,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等措施,发挥公共服务的宏观经济结构效应,使之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均衡发展的机制.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人口结构老龄化与房地产价格波动--基于珠三角市级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口结构高龄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房地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新问题。建立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局部均衡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城市存量房源空置规模增大、城市住房供给能力不断释放对房地产市场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严重加剧房价的波动。而通过一个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形式的panel data模型检验人口老龄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则可证实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珠三角近年房价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