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     

清水江文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清水江文书是反映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民间史料文献,具有文本数据的独特性和文献价值的不可替代性。本文详细分析了清水江文书前五十年研究成果的类型,总结出三个阶段一个中心的研究特征,并对清水江文书的后续研究和清水江学的研究,从宏观规划到微观设计提出建议。     

清水江文书侗字释例

清水江文书是苗侗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透露了苗侗民族传统社会的诸多历史信息。笔者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中就有不少汉字记侗族语言的单字和词汇。本文精选20份契约文书并从中选取具有典型特点的10个侗字,结合地方史志,具体考证并分析这些侗字的本身意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清水江文书提供必要的侗族语言线索。     

国内成熟文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明代清水江文书契纸样式简论--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一

尽管清水江文书已有50万件的估计,但已探明的明代文书只有13件,且地域只是下游地区的三穗、天柱、锦屏3县。然而13件文书遗存却是该地区弥足珍贵的文物,又给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明王朝时期苗侗民族经济社会史提供了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在对文书契式的书写格式研究可以确认几点认识,第一,明代清水江流域有成熟的契约文书;第二,明代清水江流域契纸是徽州契约的移用;第三,明代契纸是清代契约的模版;最后,作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纳入国家行政区域是文书流行的成因。     

从证据学视角看清水江文书的功能与价值

清水江文书是一种活态的民间契约文献资料,直接涉及清水江流域土地制度、财产转让、地权股权、婚姻家庭、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是了解清水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证据学角度看,其既是民事权利的凭证、还原历史真相的见证,又是民间证据制度的载体,也是构建清水江学学科的依据,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封建社会乡民的证据维权意识和民间的证据制度,对于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具有积极的文献意义与价值。     

清水江文书所见清、民国时期的风水先生——兼与徽州文书的比较

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之后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地方文书群,其绝大部分为土地、山林买卖和商业活动的契约。而其中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关于风水先生活动的部分文书,反映了清、民国时期风水观念在清水江流域已深入人心．葬地堪舆、阴地买卖在当地已较为盛行。相当活跃的风水先生堪舆报酬除银钱外,不少被酬以所觅之风水宝地之一部分的做法相当普通,并且风水先生还有作为见证参与墓地的财产分割,这与徽州通常以支付风水先生银钱作为报酬以及风水先生不能参与墓地的分割明显有别,不仅反映出两地风水先生之社会地位存在着差别,也折射出两地人文传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     

族内过继与宗族维系——以清末民国“地良十八家”龙氏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贵州清水江流域民间文书的相关研究,俨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即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地良十八家"龙氏宗族为个案,通过对其见存过继文书的解读,考察清末民国族内过继的程序,得出继嗣确立时遵循血缘优先、长子不出继、族戚为证、财产补偿四大原则,并简要探讨族内过继对宗族维系的积极作用。     

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

具有数量大、时间长、区域广、价值高等特色的清水江文书是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和乡土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种类,“白契”、“红契”并存而又以“白契”为主的文书显示出了地权转移“亲房优先购买权”、“典卖”或“借钱借谷以田抵押”、“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中人或房族人作证”、“多不惊动权力机构和政府”等特征;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制及其房族亲族等的仲裁作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地权转移在近代一直稳定存在和延续,并使土地资源因人口分化与经济变动得以顺畅而有效的配置。又其地权转移文书的内容与书写格式与汉族地区的极为相似,表明近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市场经济因素与江南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差别不大,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灵活和便于操作。     

清水江文书经济诚信思想的特征与意义

清水江文书不仅忠实记录了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混农林复合文明系统的发展历史,而且蕴含着古朴而独特的经济诚信思想,对于深陷"风险社会"困扰的中国经济诚信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试论吴江分湖柳氏日常生活中的分房原则简

“房”在古汉语中具有分支的意思,延伸至宗族理论,可理解为从属于宗族宗庙的各个分支的祠堂的代名词。在分湖柳氏的日常活动中,处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各种功能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根据分房原则所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对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通过“房”这一中介,可以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可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浅论早期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文明形式 ,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 ,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 ,财产作为婚嫁中介 ,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 ;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 ,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 ,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论析《诗经·大雅》中的《生民》诸篇--它们何以未形成史诗

人们在研究史诗之时,往往把《诗经·大雅》中的《生民》诸篇列入史诗研究的范围。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形成真正的史诗呢?主要原因有三:西周"分土分侯"的宗法制度阻碍了长篇史诗的酝酿和产生;古代西周之地多是部落、部族相互侵扰争霸争雄之地,尚未形成一个共识和统一的文化意识;古代周族人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神话,因此,不可能创造出英雄史诗和长篇创世史诗。     

从《文心雕龙》中所涉及文学家族看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

《文心雕龙》中涉及众多文学家族的现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盛况的一个反映,当时的家族教育具有家学兴盛、家训流行两大特点;世家大族巩固门第的需要、儒学的式微和官学的衰落以及选官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对家族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众多文学家族中,陈郡谢氏家族的家族教育和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家族成员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