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研究

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是布依族人民祖祖辈辈以单姓家族祖传方式传承下来的,具有较完整的鼓谱、鼓调、谱式及民歌,击鼓方法丰富多样,构成了整个布依族铜鼓文化特有的音乐体系,极大地丰富了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的内涵.     

布依族民歌传承发展的前景及走向——布依族西部民歌文化生态调查

黔西县五里布依族苗族乡布依族民歌是布依族西部民歌的一个亮点。本文在对五里布依族苗族乡布依族西部民歌文化生态研究基地建设和首届布依族民歌文化生态节追踪调查的基础上,对布依族民歌传承发展的前景及走向进行初步的探索。     

布依族民歌对家庭手工纺织活动的表达

布依族是一个喜歌的民族,口耳相传留下来的古老民歌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传唱,作为布依族重要特征的家庭手工纺织活动也在民歌中得以充分体现.布依族纺织民歌记载了哪些与纺织相关的内容,传达出布依族怎样的思想情感和价值理念,如何发挥布依族纺织民歌的当代价值,是本文想表达的内容.     

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布依族汉语民歌研究——以黔中地区为例

黔中布依族中除流行本民族民歌外,还流行大量汉语民歌。这些汉语民歌有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以及儿歌等。其中以礼俗歌与情歌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是汉文化传播的结果,属于自然传播,符合文化传播中的“适应原理”,其体式上与汉族民歌相同,但演唱方式有较大差异,内容、风格也具有浓厚的布依特色。无论是礼俗歌还是情歌,在汉族民间已经缺少相应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却在布依族中找到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布依族中的汉语民歌虽然使用汉语,但已融入布依族文化体系,成为布依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布依族汉语民歌属于布依族民歌。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三个河池人的铜鼓故事——看传世铜鼓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

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史学界有“北鼎南鼓”之说，铜鼓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文化与环境：清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农业生计模式

黔西北地区在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下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一套文化。自明代以来，黔西北地区开始由边缘化向内地化转变，中央权力的渗透和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开始日益冲击着黔西北传统农业的根基，使黔西北农业兼畜牧型生态模式逐渐转化为农业为主体的生态模式，大批的荒地被开垦，森林植被和草场资源得到最大极限的利用，这给黔西北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与之相应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因此而发生转变。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代选择——浅论民歌的电视传播

民歌作为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传承、弘扬、发展必然要与现代电视媒介有机结合起来。电视媒介“大众性、综合性、易接受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日益凸现的导向功能；民歌从传统的“口语传播模式”向现代新型传媒方式“电子传媒模式”的转型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代选择。     

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东风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村落社会空间迅速变迁与重构并极具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生活空间的变革,形成前店后厂式的新型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的出现与发展;生产空间的扩大,专业工业园区的建立与完善;“网络+实体”的产销模式造就多元的产业空间。究其原因,生计模式的转型是促成乡村社会空间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下,新的生计模式呈现出自发性、多元性与科技性的特点。社会空间的变迁与生计模式的转型不是单一的互为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一方面,生计模式的转型促进了村落空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的变迁也为了适应生计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做出调整。从现阶段的发展结果来看,村落社会空间为淘宝村实现生计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同时生计模式的转型促使村落社会空间走向多元发展。     

纳西族传统民歌的文化功能与传承

纳西族传统民歌是纳西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贯穿于纳西族人生的各个阶段,除了表达情感、满足娱乐与审美的作用外,还具有很多实际的文化与社会功能.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纳西族传统民歌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正发生着重大变迁,这些变迁不仅体现在传统民歌的音乐特征方面,对传统民歌的传承模式也有动态的影响,两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对于纳西传统民歌的传承与保护既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劣势.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莆线。     

昆曲曲律与《牡丹亭》之《惊梦》曲词英译

文章以《惊梦》曲词为研究范本,探讨昆曲曲律与英诗格律之相通性。尽管昆曲曲词与英诗之语言载体迥异,但其艺术表现力之共性则为可译。昆曲曲词翻译原则在于昆曲曲词原文与译文实现“交际性对等”。该原则在《惊梦》部分曲词自译版本中得以体现与检验。     

论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和诗学意义

古史辨派《诗经》学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他们解构经典,用民间歌谣作比较认识《诗经》的文学性质,释放了《诗经》的民间活力和诗性特征,使《诗经》阐释走向现代合法化之途。因此有必要借助西方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深入探讨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     

《一切经音义》引《山海经》之神异动物——与毕沅校本异文比较

《一切经音义》援引《山海经》多次，其中有关神异动物之内容与毕沅校本相差较大。今选取14处异文，比勘毕沅校本，从文字、训诂、音韵入手，究明原解。     

彝、汉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开远市老勒村彝族"人祖庙"的解读

现今开远市老勒村的彝族"人祖庙"也许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的供奉洪水遗民两兄妹之"人祖庙".彝族的传统文化本无宗庙、无偶像.开远彝族地区却出现了兄妹"人祖庙",并以庙会形式对两尊人祖石像进行祭祀,显然是明代以降彝、汉民间信仰圆融的结晶.调查表明,历史上开远彝族及周边地区之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呈密集分布,并曾一度续存着将洪水遗民两兄妹视为人类始祖的信仰,与中原地区对伏羲女娲的人祖信仰与祭仪有着某种相似性.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谁杀死了古希腊悲剧——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1、12节绎读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批评欧里庇得斯对古希腊悲剧的改革最终导致了悲剧艺术的死亡,此观点长期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论争。文章拟通过绎读《悲剧的诞生》中的相关部分,弄清楚尼采关于悲剧之死的真实思想。这应该是一切论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