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视野下《黄金洞》的文本解读

中篇小说《黄金洞》一直赓续阎连科所构建的“耙耧世界”文学场域的书写，文本中桃与贡家父子三人的乱伦之事意在表征现代化进程之中文学之于伦理道德理性书写的“异变”和反思。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作为引子来介入文本的分析，分别从伦理环境、身份选择和失控的斯芬克斯因子三个方面加以阐释，来表达阎连科笔下耙耧世界的“乡村死亡报告”。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一方面,通过对“耙耧山脉”的不断书写,阎连科建构了一隅能充分调动自己情感、想象及艺术创造的独特地理空间,这一文学地理也成为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耙耧山脉”这块独特文学地理不仅塑造了阎连科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深度地参与了其乡土小说的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阎连科在建构了自己文学地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耙耧山脉”这一狭小地理空间所蕴含的民族性、世界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的超越,使其乡土叙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论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碎片化叙事

新世纪的诸多作家强烈感受到当下农村生活的混乱与破碎,他们运用了非常态视角、荒诞与狂欢等叙事策略来表述时代变革中的乡村,不再对农村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叙述,这在贾平凹、阎连科、林白与莫言等作家近些年的乡村长篇叙事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表述混乱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形象地展现出支离破碎的乡村图景。     

延搁与重构：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诗学逻辑

本土“身体叙事”未涉及对“叙事”的自反性重构,但对“身体”之叙事功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与反思,这一偏重文化实践的功能性概念可视作身体叙事学的前理论形态。身体叙事学之建构被长期延搁,部分源自于学界对身体/叙事（学）两大元素间矛盾张力的漠视与无措。对“身体”与经典“叙事”的再概念化,是丹尼尔·潘代建构身体叙事学的基本路径。丹尼尔·潘代对“身体”的再概念化是通过历史化来达成的。其对“身体”的重释意在克服对象化“身体”的理论局限,进而将“身体”嵌入到身体叙事学的建构语序中。“叙事”（学）之重心落在形式运用而非故事元素上,这一倾向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于,叙事学研究者并不知道如何去研究这些要素（如“身体”）。丹尼尔·潘代在批判性反思传统叙事学的基础上完成身体叙事学之重构,其理论兼顾“身体”“叙事”两个维面,是叙述之“是什么”（what）与“如何”（how）的有机结合。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论鲁迅小说的女体诗学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鲁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先觉者,女性自然成为其启蒙对象。鲁迅小说通过对女性规训的身体、无欲的身体、失语的身体叙事和描写,呈现出一种“无人”、“无名”、“无我”的身体存在处境,控诉了专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禁制与精神戕害。鲁迅试图摸索出一条女性身体出走之路,使其摆脱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铁屋子”,重新获得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另一种乡村想象--论路翎的《嘉陵江畔的传奇》

在现代文学为我们提供的乡村想象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启蒙叙事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诗性叙事.乡村作为现代性话语中的"他者",满足着两种想象的需要:它既是愚昧、衰败、落后的象征,也是抵制西方文明负值、慰籍现代人情感需要的"桃花源".乡村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者出于何种叙述动机以及为了达到什么样的叙述目的,因此乡村的全部复杂性在得到部分揭示的同时也显得扑朔迷离.路翎1946年发表的<嘉陵江畔的传奇>以其热气弥漫的乡村体验为基础,以他一贯向生活奋力地突击的写法展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一幅更为芜杂、黑暗、强悍的乡村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启蒙叙事和诗性叙事的另一种乡村想象.     

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高罗佩身体艺术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养生修身”艺术观,强调身体愉悦的身体伦理道德,肯定了“养生修身”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家庭的价值;二是身体观看艺术观,不同语境下的“观看”目光,“监视”和“规训”着身体,让它符合和保持在社会性“礼”的规范之内;三是身体描写艺术观,通过指代描写及叙事隐喻,呈现对肉身和社会化具身的审美创作和艺术活动,构建了一个以人体为崇拜、形体为审美的认知框架。高罗佩身体艺术观实现了跨语境阐释,对中西方“性”的认识提供了转换和融合视角,帮助整合最具有价值的身体美学与自我关怀,对当今人类持续增长的身体关注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饥饿、欲望与疾病——鲁迅小说的女性躯体叙事

在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女性饥饿之躯、欲望之躯和疾病之躯的叙述,使女性身体承载了"思想启蒙"的隐喻,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并书写了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饥饿之躯的叙事,揭露了男权社会的经济剥削造成女性物质生存困境的罪恶,女性必须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性而非只是客体的存在。女性欲望之躯的叙事,揭破女性的欲望压抑与男性的欲望消费的阴谋,发现其中的性别寓言以及男权权力话语的分散与播撒。女性疾病之躯的叙事,由女性身体的疾病痛楚透析疾病的文化隐喻,由人的生理疾病联想到人的精神疾病,从原来的医治人的生理疾病转变到对人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带灯夜行：且行且吟的乡土悲歌——贾平凹《带灯》女主人公意象解读

贾平凹长篇新著《带灯》聚焦于“乡村病”的书写.一是基于小说结构的“出走——外来”模式,阐释其视角陌生化与间距化的审美效果;二是通过带灯书信体的心灵独白,离析出农村基层问题的驳杂性与其性格组合的矛盾性;三是经由带灯“夜游症”意象分析,解构理想者的精神苦役与政治话语的游离;四是坐实在文本的叙事策略上,剥离出叙事交流的断裂性与实效性,内中探究作者叙事声音的罅隙性在场.     

阎连科前期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为中心

乡土审视、农民书写一直是当代作家阎连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作为阎连科乡土书写的重要存在,写出了穿梭在乡村与军旅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农民的生存特性。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在新文学乡土小说史中来考察,其小说精神的独特性在于阎连科在批判性与审美性两种乡土审视之外开启了一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这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的形成又与非知识分子化的写作立场与苦难叙事有着紧密联系。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论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身体意识

以现代性为讨论语境,将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的身体意识纳入其中.再从"启蒙、质疑、狂欢"三个方面来剖析和比较身体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不同形态,理顺身体意识发展流变的脉络和原因,探索在这种转化之中蕴涵的理论及社会意义.     

元宇宙生态下跨媒介叙事的身体向度研究

元宇宙生态的逐渐成熟为跨媒介叙事的感知维度研究提供了可能。这表现在：跨媒介叙事不只呼唤意识沉浸,同时还是以唤醒全感知为目标的身体活动;跨媒介叙事对身体全感官的召唤先后经历了“诠释学情境”和“具身沉浸”两个阶段,后者主要得益于元宇宙技术的成熟;在跨媒介叙事中强调身体感知的重塑,并不意味着对本就存在的意识活动的否定,而是提醒我们要明晰跨媒介叙事的审美意义也与身体的具身感知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