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并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希冀对当前“风险社会学说”提供新的借鉴价值和思维模式。     

关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历史唯物论角度对社会转型范畴内涵作了一般规定，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纵向和从当代世界历史的横向两个方面对社会转型的类型作了划分，提出“准传统社会”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真正开始的现代转型的起点。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概括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在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力，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政治体制与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的转型内容，指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社会转型具有高度的艰巨复杂性与长期性、高度的自觉性与计划性、系统整体性与配套性、全方位大开放性与赶超跳跃性的特点。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新经济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对新经济崛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新经济倔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对新经济倔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

最近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南中国沿海的展开，成千上万的民工涌进广东珠三角进厂打工。在这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和人员流动的浪潮中，中国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发生着激烈变化。伴随着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转型与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层与新的文化。“底层”和“打工诗歌”就是这一转型与分化的产物。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企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与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广阔的机遇，这要求企业更主动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当中，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受到技术、资金、劳动力和政府政策的共同影响，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平台化、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转变。对应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需要完成价值创造转型、市场环境转型、管理能力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等路径，获得“量”和“质”两个维度的增长。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不和谐--兼议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从中国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转型的角度切入,理论联系实际,论证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在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时,由于社会转型剧烈以及经济转型相对发展较快,导致政治转型相对滞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缓慢,社会结构不尽合理,核心价值观缺失以及主体文化未能确立.这些问题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出现许多不和谐因素,要求必须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征再探讨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内容方面 :即经济转型要同时完成经济形态的市场化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的双重任务 ;其次 ,体现在社会转型动力方面 :即来自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启动和双重推动 ;再次 ,体现在社会转型进程方面 :即既遵循了一般规律 ,又考虑了基本国情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底蕴深厚、意涵丰富、特色鲜明,应当受到今人礼敬。为了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于先秦时代的文化经典,通过文献解读、比较论证和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得民心顺民意,协商举贤以及“谋及庶人”等重要理念和观点,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和实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富含现代民主的养分,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出一条现代民主的道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研究还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在人类文明史册中独树一帜,当代中国具有民本特色的民主政治实践,包括党的群众路线的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日益完善等,正在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即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关于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张 “精准脱贫”的扶贫方略改善农村基本生存型民生,通过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和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建构农村发展型民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农村普惠型民生,布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农村民生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对农村民生的理论创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这成为全党在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我国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理论依据。     

文本视阈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和现实观照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自然对人的主体作用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及主客体统一,反对无限制攫取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劳动天性的压迫,揭示了资本逻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异化的事实,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并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了合理预设。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通过促进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通过创新绿色生产的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通过倡导低碳、绿色的新生活方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从价值角度出发,通过彰显绿色发展的人民价值旨归,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     

现代汉语独立"的"字结构的功能视角研究

对现代汉语“的”字结构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独立“的”字结构的研究却还不够深入。本文以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对独立“的”字结构的内部语义及句法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认为,“的”字结构的研究不能拘泥于静态的形式,把该结构均理解为省略了中心词的修饰语。一部分独立“的”字结构的确为省略,而另一部分“的”字结构语义上属于照应,是小句内上下文和小句外语境进行互动衔接的产物。“的”具有指称抽象的“物”的功能,而“的”字结构的语义则需要照应小句上下文或语境得到所指。      

诠释与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积极价值

现代心理科学是在世界优秀传统心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发展与提升。经过诠释与转换 ,便能看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积极价值。它主要表现在 :哲理说与生物本体说的结合 ,能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道德人格向智慧理性和审美方向发展 ,能建构适合新时代的人格模式 ;重视普通心理思想与应用心理思想的并行发展 ,将有助于加强心理学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 ;古代心理实验与测验思想的发扬 ,能与西方心理科学相沟通 ,有助于推进我国心理学的现代化     

论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

“中和”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它是一种精神价值与审美智慧,是道器合一的精神范畴。中和智慧源于先秦时代的哲学,缘于对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的思考,并且形成了思想理念与处理问题的智慧和方法,萌生了中和为美的思想观念。“中和”不仅将“天和”视为“人和”的决定因素,而且将文的和谐与人际和谐联系起来,天、人、文三者互相作用,构建起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在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与学术风气的影响下,“中和”的意蕴不断得到深化,从思辨的哲学推论逐渐与艺术实践融为一体。在艺术创作方法与技巧中,“中和”表现为变动相合、和而不同、以一总万、“大和”境界的观念体系,孕育了“中和”的审美智慧和人格精神,是我们今天尤其需要探讨与汲取的中国美学上的精萃。     

论张栻的“万物一体”思想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学史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继承这一思想,湖湘学派的代表学者张栻从多方面对该命题进行了理论深化。人之心即“天道之在我者”,即是天理的呈现。既然人与万物都源自天地生生之意,便应通过一套“反身而诚”的功夫将仁爱精神“推”至万物,以实现“民胞物与”的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普遍无差别的兼爱、泛爱,它必须通过一套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予以实现。这种看似有所隔、有所分的爱有差等的实践方式,因其贯穿着儒学“一本”的精神,因而是真正的“廓然大公”。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朝鲜汉文学家丁若镛汉诗的民本思想—以批判“三政”歌为中心

朝鲜李朝诗人丁若镛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主张爱民、养民、治民。在诗歌中，他客观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了“三政”害民的罪恶，提出了革除弊政、以仁政牧民的措施。这些批判“三政”制度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其广泛、深刻且相对彻底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是其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