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IEF COMMENTARY ON HAZLITT’S MY FIRST ACQU AINT ANCE WITH POETS

“赫兹利特《初识诗人记》简说”一文,概要地评释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赫兹利特的记叙文杰作《初识诗人记》(1828年)的内容和风格,指出:赫兹利特在作品中忠实而热情地回忆自己于1798年二十岁时认识青年诗人柯尔律治和华滋华斯的经过;他着意记述柯尔律治的言和事,强调其辩才和评判力;他反映了他和柯尔律治在青年时代的友谊,他在创作上受过柯尔律治的启发,以及他对哲学和文艺的兴趣和敏感;他叙事写景,很有诗情画意;他的文辞,鲜明、生动、有力.     

论柯尔律治的有机论诗歌美学

柯尔律治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评论家,其美学思想独树一帜。本论文试图通过介绍分析柯尔律治的有机论诗歌理论,揭示其哲学观与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柯尔律治的魔幻诗三杰作

西方通常都将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克丽斯塔贝尔》、《忽必烈汗》这三大诗作相提并论,称之为魔幻诗或超自然诗,对它们极力赞扬,推崇备至。布鲁克(Stopford Brooke)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很能说明这一点: 柯尔律治全部美妙的诗篇可以装钉在二十页中,但是,应该全部用纯金。当代有影响的批评家奈特更是别出心裁,把这三首诗称为柯尔律治的“神曲”,认为它们分别与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中的《净界》、《地狱》、《天堂》相当。概括地说,对柯氏魔幻诗不加分析批判而一味颂扬是西方评论的通病。另一方面,苏联和我们国内一些把柯氏视为反动或消极浪漫派诗人的论者又把魔幻     

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创作上的相互借鉴与异同——以《古舟子咏》和《退役兵》为例

1787-1798年，对诗歌的共同兴趣使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成为近邻，密切往来，相互借鉴，创作了奠定他们诗人地位的佳作。但由于诗人气质迥异和诗歌选材的不同，他们分别选择了超自然题材和日常生活题材，相似的诗歌中存在巨大差异。《古舟子咏》和《退役兵》就典型地反映了两人在诗歌上的共同探讨和合作，忧伤明智或欢乐明智的诗人气质与诗歌主题。     

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综述

文章梳理了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评论的基本观点,展示了柯尔律治对莎士比亚作品评论的独具匠心之处。柯尔律治"实践性批评原理"的提出,对"天才"、"诗性想像力"的分析,对"有机统一原则"的阐释,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评述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后人极大的争议。     

柯尔律治诗歌的生态思想

柯尔律治的诗歌具有极其的生态理念。柯尔律治在其诗歌中讴歌美丽的大自然,赞美雄伟的大自然,展现了大自然的宁静和原始状态,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与动物的和谐,人在自然中得到的无尽欢乐和享受。柯尔律治认为,自然是人类孤独的慰藉者。在他看来,接近自然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必然得到自然的恩惠,破坏自然的人必定受到应有的惩罚。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同是年轻的浪漫派──徐志摩诗歌与英国浪漫派诗歌比较研究之二

传统的外国文学批评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有积极的《active》和消极的《passive》之分，并因此将拜伦、雪莱和济慈划归前者，将华滋毕斯、柯尔律治和骚塞归入后者。其实，这是一种不够客观与公允的、只看作家的政治倾向而忽视艺术规律的划分；何况，当我们将徐志摩跟这两类英     

《忽必烈汗》——以诗论诗的杰作

<正> 柯尔律治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诗人和理论家之一,他在诗歌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独创性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诗《忽必烈汗》作于1797年夏天。据诗人自己介绍,他是在读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载时入睡的,梦中诗兴突发写下了二三百行诗。一觉醒来,他奋笔疾书将梦中所作付诸文字。但不想正写到激越之处却被人打断,《忽必烈汗》只写出了54行。这首神秘、荒诞、奇特、昂奋的诗歌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英国文学中最     

论柯尔律治宗教观的现代性

柯尔律治是现代神学护教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倡导为宗教生活和宗教信仰确立新的基础,即人在实践中可以直接经验上帝,这集中体现了柯尔律治宗教观的现代性。首先,人与上帝之间亲密无间的“我—你”关系,使得两者的相遇无需任何中介;其次,柯尔律治在信仰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影响下重新诠释了“理性”,“理性”根源于上帝,固有的超凡创生力和领悟力能够洞见天国的精神真理;最后,人的意志是上帝意志的形象,上帝意志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创生与被创生的关系,也是人经验上帝的天然屏障。     

元和诗人文学生命沉浮录——读《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

20年来,尚永亮教授倾力于中唐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中唐元和诗人群体情有独钟,早在1993年即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从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等层面对元和诗人的心态动机、审美趣味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剖析。后来又陆续出版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     

海涅与浪漫派

本文通过对德国抒情诗人亨利希海涅所处的时代特点、诗人本身的气质与才华以及当时的文学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海涅同传统文学，尤其是浪漫派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若即若离的矛盾关系，以及这一奇特关系在诗人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当中的具体体现     

人类成长的寓言史诗——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古舟子咏》

生态评论家赋予《古舟子咏》“最伟大的生态寓言”之誉,从而确立了柯尔律治伟大诗人的卓越地位,但缺少对柯氏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挖掘与梳理,也未对这部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将《古舟子咏》置于英国浪漫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结合柯氏的自然观,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古舟子咏》的生态思想资源,就会发现它不仅是关于人类成长的生态寓言史诗,也是负载柯氏丰富生态思想的力作。     

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文学作品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读巴尔扎克文艺论著札记之一

文学的真实是文学的基础和生命。即使是最大胆、最奇特的想象也离不开真实。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子”、巴尔扎克的好友雨果说得好:”诗人有翅膀,能飞翔,能突然消失在幽暗中,这是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可是诗人必须再现。他走了,他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     

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连结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诗人雷石榆——以《沙漠之歌》与《八年诗选集》为中心

中国诗人雷石榆(1911—1996)在中日战争前的日本,以及战后初期的台湾,都曾以一位作家身份,与当地文学家、文化人共同从事文学活动,在中日、中台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雷石榆的文学创作,是以在日留学期间所习得的日文诗为起点。而他的文学活动则是在与受无产阶级文学熏陶的日本诗人交流之中展开,在步向战争之途的时代中,他的诗作与日本诗人同样具有抵抗的诗精神。     

论姚合《极玄集》

姚贾诗人群体是中晚唐间重要的诗人群体和文学流派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 ,这个群体往往被韩孟诗人群体所掩盖 ,它的独立性和意义一直为人所忽视。姚合《极玄集》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显示出选者对前代文学的认识 ,更在于它揭示出姚贾诗人群体的独特风貌 ,即苦吟的文学观念、五律的体验方式、重视感兴与咏怀的诗歌主题以及清幽冷僻的审美趣味     

试论《墓园挽歌》中的华兹华斯诗学思想

华兹华斯曾在《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里,引用托马斯·格雷的诗作来说明18世纪的陈词滥调妨碍了诗歌表达真情实感。而基于对《墓园挽歌》的文本研究,认为《墓园挽歌》包含了华兹华斯诗学的三个哲学元素:（1）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思想;（2）超越理性的想象与情感论;（3）返璞归真的人性哲学。这表明《墓园挽歌》在从新古典主义文学过渡到浪漫主义文学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位充满感伤情绪的古典主义者在18世纪中叶传达了后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人要大力宣扬的浪漫主义诗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