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的约法思想

"约"是基督教《圣经》中深具意味的一个关键词,约法思想构成了《圣经》文化的根本。《圣经》约法思想是建立在神人立约基础上的上下约法,这种约法与东方宗主权条约的文化模式如出一辙。《圣经》中的"盟约"既具有道德的属性,又是一种法律的戒命,契约所具有的主体平等、基于合意等的原则使它成为一种普世的道德、自觉化了的法律,具有将自律与他律融合为一的文化功能。《圣经》约法思想是希罗商业文明、日耳曼军事文化与东方希伯莱宗主制度的综合反映,是后世西方契约性社会结构深远的文化基型。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问题

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时间、主稿人及其制定过程,法学界、史学界著论颇多,但在这些著作中涉及上述问题时,多有出入.如一九三六年五月杨幼炯在《近代中国立法史》中说:"特于元年(即民国元年) 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两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亘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一九八二年七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中也说:"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由宋教仁主稿,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三月八日三读通过."这两书的论述,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1930年10月,蒋介石打垮了阎、冯、桂三派势力,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上升到全国军事独裁者的地位。10月3日,他从开封发出江电,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遵从孙中山的遗教,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使自己的独裁地位合法化。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在国民会议上制定约法,谓“总理全部遗教即属约法”,与蒋意见相左。1931年3月1日,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踢开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绊脚石。3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部约法自1931年6月1日公布,迄于国民党政府1948年“行宪”,前后通用了十七、八年,是中华民     

城市老年人与子女的双向支持模式探析——以烟台市向阳街道为例

利用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06年在烟台市进行的"城乡老年人孤独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交互分析,结合烟台市实际状况,分析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之间在经济、生活、精神上的双向支持,探讨双向支持与老年人年龄、收入、同分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双向支持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老年人与子女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老年人与子女的双向支持受到代际之间的经济状况,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侯贵生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这部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     

革命和国家认同的一种——1916年新旧约法之争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本,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于1914年按自己意志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以高度集中个人权力。袁世凯倒台后就副总统黎元洪的继任和新旧约法存废问题,南北双方展开激烈论证,最后北洋政府被迫承认民国元年约法。当时无论是南方革命派还是西南军阀,甚至北洋政府内部人士都更加倾向于旧约法,反映了民国初年各政治派别对新成立的民国和反封建革命成果的一种认同。     

埃塞俄比亚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及其启示

1960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创设了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其立法内容严谨、科学、先进,颇具特色.主要表现有三:彻底贯彻子女地位平等原则;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倾向维护亲子关系的稳定性之立法价值取向.其以"子女"统一称谓、将同居关系纳入调整范围、采用"受孕"与"出生"并重学说、将明显之客观事实作为推定规则之除外规定、受推定子女亦可享有否认权、用例示方式具体规定否认理由等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关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相关规定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军属,听说今年新颁布了《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家属和子女享受的优待政策有无变化?请予解答。读者李喜中李喜中同志:2004年10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新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现将其中涉及家属子女的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三条规定摘录如下:第三十六条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征兵条件的,优先批准服现役。第三十七条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出现役后,报考国家公务员、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残疾军人、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应切实关注并正确行使"探望权"

新婚姻法将原先的"子女探视权"改为"子女探望权"."探望"的提法更具交流、沟通意义和人情味.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亲,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看望子女,与子女交流,子女也有与不同居住的父或母交往、沟通的渴望.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文论述了《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即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文章还论述了《临时约法》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兼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订过程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研究,法学界和史学界论著颇多。但这些著述均侧重阐述共内容,评论其意义,对它的制订情况,则往往一带而过,而且在这些简单的叙述中,对起草时间、主稿人,也多有出入,值得重新研究。本文拟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对共起草日期和主稿人作些粗浅的论证,并略述其制订的过程,以期共同讨论。临时约法是什么时候开始起草的?它制订的过程怎样?一九八二年七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说:“一丸一二年二月七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三月八日三读通过。”类似这种意见最早的著作,是一九三六年五月杨幼炯著《近代中国立法史》,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特于元年二月七日     

孙中山不赞成《临时约法》

众所周知,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提出了限制袁世凯,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新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即将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3月11日,孙中山在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孙中山便把临时约法视为辛亥革命     

“训政时期约法”与孙中山训政思想之比较

“训政时期约法”只是在字面和形式上与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有某些相似 ,而在根本精神和原则上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后者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这部约法是难以顺利完成训政建设 ,实现宪政的     

怎样摆脱“完美主义”的枷锁

杨医师:您好。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十分"完美"地给自己的工作生涯画上了句号。退休以后,我给子女和老伴订下了很高的生活和工作标准,甚至有些苛刻。比如,要求子女吃饭不许吧     

试论蒋胡"约法之争"

1928年,国民党按照"以党治国"的原则,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930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胡汉民围绕制定约法、国民党政权实行合议制还是实行独裁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个人独裁还是"以党治国"的问题,斗争虽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但却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再次大分裂。     

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选择研究

基于对南京市一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的调查,发现随迁子女对自身未来的预期较低,他们大部分最终进入职校继续读书,读高中的比例非常少。这种教育选择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首先,国家的"双轨制"赋予了职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其次,由于随迁子女家长在经济资源和知识库存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即使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督促和帮助;第三,教育部门仅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而非升学问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区别教育"(即集中于他们随迁子女的身份)而非"融合教育"。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于随迁子女,使他们最终选择职校,而他们自身也会主动地合理化这种选择。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就低预期的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自我选择",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结构选择"。     

老舍的《家书一封》

从小受尽生活磨折的老舍,很爱怜子女,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当为着抗战,不能不只身离开家庭后,在家书中亦常谈到对“弱女痴儿”的教育和希望问题。1942年4月刊登于《文坛》第2期上的《家书一封》中的意见就很令人深思。摘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