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明”学术讨论会述要

<正> 由曲阜师范大学与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山东分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山东分会、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山东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发起、主办的“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明”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0月6日至9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学术厅举行。来自北京、四川、江苏、山东、台湾等省市以及日本、南朝鲜、意大利等国的7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30余篇,著作4部。会议期间,学者们就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明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一)孔子及儒学意义诠释的新开展。如何理解、诠释孔子与儒学的意义问题,正受到目前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1.用KJ法读《论语》:一位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川喜田二郎1964年在卡片排列法基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刘玉明朝鲜李氏王朝五百余年，儒家思想始终为其治国与邦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尤其李朝前期，不仅由于朱子理学的传入，使儒学成为朝鲜社会思想意识的正统，而且在同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上，形成了所谓事大主义。儒学何以...     

儒学与东北亚文化的深层思考

东北亚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还是儒学文化。儒学在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上都曾在文化领域占居过主导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今正像一位富有远见的韩国学者所讲的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和文化方面的成熟程度,改变东北亚地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建构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     

形中“生活儒学”与儒学的重构

宋明理学呈现出"两极游走"的理论走向,宋代理学本以其形上超越性著称,至朱熹极言"理在事先",遂立理学"形上绝对"、"纯粹超越"之"极";明代以"反理学"面目出现的气学、心学本意在纠此"偏执",然至罗钦顺以"万物生长收藏"为"理",王艮、李贽言百姓日用之"理",则又立"形下绝对"、"纯粹经验"之"极"。在宋明理学"游走两极"理论走向的借鉴之下,徐复观之"形而中学"秉持和发扬了"执两用中"的儒学传统,在探求现代新儒学转向之途时,或可作为展开的向度。以此路向展开的儒学,其实就是"生活儒学"。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论朝鲜性理学史上的三次论辩

在朝鲜性理学的发展史上发生过诸多论辩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无极太极论辩”、“四端七情论辩”以及“人物性同异论辩”。各个时期的朝鲜性理学学者 ,围绕上述论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些论辩的依次发生 ,又使朝鲜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探讨为中心的哲学轨道。论辩的发生 ,同时也反映了朝鲜性理学学者们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举行

“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举行１月２５日，由“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召开，会期一天。会上，专家、学者对儒学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其中，涉及的论点主要有：儒学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儒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     

石介儒学思想析论

石介是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 ,但此前学者对其思想所作研究多拘于其排佛老、斥时文和废传注等外显的层面 ,而从其儒学思想的内在层面分析 ,石介基于“明道致用”这一根本思想 ,释儒弘儒 ,一为己任。其思想虽不够系统圆熟 ,但于传统经学营垒中启“好议论”之风 ,实开有宋理学风气之先。他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其思想学说“一出于孔氏” ,抬升了儒学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一些供后世理学家继续探讨乃至借鉴的命题和思想萌芽。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二程的“以易胜佛”与儒学的突变

新儒学(宋明理学)以谁作为“奠基人”?有的说二程,有的说周敦颐,有的说张载,也有的笼统说北宋五子,等等。笔者认为,如果将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即以伦理思想为主导并使之提高为本体当作衡量的尺度,那么,程颢和程颐兄弟作为新儒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二程“以易胜佛”所形成的理学思想,乃是儒学实现由宋明以前的旧的形态突变为新儒学的关键环节。     

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是一个对中国儒学十分尊崇的国度。清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颇具特色,突出地体现于有清一代朝鲜统治者所提倡的“感戴皇明”的社会风尚以及在“尊王攘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下,朝鲜完成了由被迫向清称臣纳贡到心甘情愿地做清藩属的历史过程。关于清朝时期朝鲜“感戴皇明”的原因,前人多简单地归结为“壬辰再造之恩”,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强调“三纲五常”、主张“尊王攘夷”的中国儒学是朝鲜对“皇明”的“感戴”能够历清一代,经久不衰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是朝鲜“感戴皇明”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朝鲜对清政治立场的转变固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根本的起决定性的原因则是清文化的日益进步。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中期， 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 政治革新运动也一浪高似一浪。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 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以致政治上的“党争”不断， 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不断深入和演化。     

儒学与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6月5日—8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与会学者从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儒学主体性地位的探究、儒学核心价值的当代阐释、朱子理学及其当代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第二次中韩儒学讨论会”综述

“第二次中韩儒学讨论会”综述蔡方鹿由中国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韩国安东大学退溪学研究所协办的“第二次中韩儒学讨论会”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２－１４日在济南市召开。中国学者３Ｏ余人和韩国学者２０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山...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