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的分析,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等3个指标对2014年福建省九地市制造业20个行业的空间集聚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发现福建省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现象显著,但存在优势产业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不同行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且整体集聚水平较低,以及区域之间产业同构化严重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进一步选取2005-2011年福建省20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对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同。基于此,提出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集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水平;(2)加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引导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提高主导产业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率。     

制造业集聚与空间转移现状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利用区位基尼系数来衡量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区位基尼系数的数值越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制造业的空间分布越分散,数值越大则反映制造业的空间分布越集中.收集了2004-2008年间广东省的数据资料,对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的关系运用区位基尼系数进行了实证数据分析.通过分析,本文系统地得到了广东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这将对我国各地区产业集聚与扩散转移的研究提供借鉴.     

集聚经济与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探讨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产业的企业周围,不同类产业的集聚往往容易挤出新建企业,这种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明显;对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不同类产业集聚对挤出新建企业的影响较小。新企业还倾向于与相同或相近所有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国有或集体新企业在布局上没有与外资企业集聚的倾向,而外资新企业往往倾向于和所有类型产业的新企业集聚在一起,以便降低信息成本,获取集聚效益。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再定位及地区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对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细分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对不同区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解释是集聚外部性,但随着企业异质性的加入,这种解释显得太过片面,"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对地区间的生产率差距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包括"单边选择"和"双边选择")和"分类效应"在不同区位(核心和外围)企业生产率分布三大特征(均值、标准差、偏度)上的差异化表现,来分析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导致其地区间生产率差距的主导因素。结果发现,"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能够解释大部分行业的地区间差距,而只有很小一部分行业是由于集聚外部性而产生差距的;并且,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不对称的市场规模是影响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作用大小的两个主要因素。     

国家中心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的核心城市,其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是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制定针对性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以中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区位熵综合指数和产业集中度指标测度分析了2015—2017年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其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已具有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昌区、洪山区、江岸区和汉南区;武汉市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整体具有较强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局部空间格局以"低-高"型空间集聚类型为主,且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强,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工业4.0背景下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探究

基于工业4.0战略背景,在对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行业不均衡现象,其中烟草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产业集聚的区域空间呈现不均衡性,即呈现以长沙为中心、株洲和岳阳为副中心,由内向外逐层递减的分布状态。在对...     

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区位分布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作为中间投入产业,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属性迥异于制造业及消费者服务业产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所倚赖的主要因素亦有所不同.以台湾地区的城市为研究样本,建立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可对台湾的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布局主要取决于集聚经济、产业关联程度、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及企业总部需求的影响,同时,生产者服务业自身发展阶段、内部子行业属性也会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研究

旨在探讨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情况并分析原因。选取京津冀174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性空间方法分析2006—2016年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和结构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经济规模和结构差异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县域经济发展两极分化明显,县域人均GDP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率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分布和典型的“核心-边缘”格局;区域经济空间发展轴格局初步形成,各功能区形成符合各自功能定位的经济发展特点。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政策和地理区位条件是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依据京津冀区域战略功能定位,优化经济结构和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产业地理集聚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行为及绩效

本研究利用企业数据,考察城市尺度出口企业集聚的本地溢出以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集聚带来的地方化经济很显著,但是地方化经济发生作用还和空间尺度有关。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对同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只有在地级市尺度上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在县级尺度上并没有这样的作用。相反,无论是在区县还是地级市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产业内的其他企业的出口概率。研究还发现,单纯的外资企业集聚并不会显著促进内资企业的出口,只有出口外资企业才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外资出口企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城市化经济,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该地区所有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会提高了相同产业内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只能提高同产业的内资企业的出口强度,而对外资企业没有影响。出口企业的集聚既能促进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出口,并且提高企业出口绩效,因此制造业企业出口集聚区具有自我强化效应。     

江苏省FDI和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对FDI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DI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产业集聚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商示范效应（投资水平）、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产业集聚与同源国集聚效应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的并购分析

在影响跨国企业外国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中，集聚效应占据重要地位。为了探究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差异，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受到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效应的正向影响，其中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更大；企业异质性对集聚效应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有权性质、跨国并购经验和进入行业类型都会影响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作用的发挥。     

中国大型企业总部地理集聚——以制造业和服务业500强企业为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企业不同职能出现空间分离趋势。总部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管理层,控制着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流向和规模,决定了城市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通常集聚在大都市。基于2009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500强企业总部的分析表明：中国大型企业总部主要集聚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一些省级中心城市,服务业企业总部的分布相较于制造业更加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运用离散选择模型模拟企业总部区位选择的结果表明：政府激励、路径依赖、集聚经济对企业总部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城市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集聚对比研究

利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了2011—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与1998—2018年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与时序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截至目前尚未出现从集聚再到扩散的过程,整体集聚水平仍在缓慢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就集聚水平而言,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城市整体集聚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就集聚特征而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低且呈现分布不均匀现象。文章提出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发展并加大扶持力度,企业也应发挥比较优势吸引产业集聚。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集聚时空演变研究

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资源集聚趋势日益凸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强,掌握创新要素集聚分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对福建省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采用泰尔指数和区位熵测算了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空间分布变化情况,进一步采用Moran’s I分析创新要素空间相关分布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2008—2018年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资源集聚的不平衡程度逐渐减小;福建省大多数城市间呈现空间负相关,主要集聚特征为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     

中国东海区外资海洋企业集聚演变与区位指向研究

区位优势是外企投资决策关键因素,明确外资海洋企业区位规律有利于各地制定地方化外资吸引政策。基于东海区（除中国台湾）外资海洋企业数据,利用重心模型、核密度、缓冲区等方法探析外资海洋企业的集聚格局演变及区位指向。结果表明:（1）外资海洋企业行业分布以水上运输、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水产品加工、渔业等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尚无成规模的外资高科技海洋企业和海洋型新兴企业;（2）外资海洋企业呈现多中心集聚格局,已形成11个集聚区,其中核心集聚区分布于上海市中心（黄浦、虹口、静安等区）及浦东南汇新城、宁波镇海北仑和舟山本岛、厦门本岛及海沧;（3）外资海洋企业区位显著特征是趋向海岸线和城市中心,但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区趋向。     

我国制造业再区域化及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和启示

笔者通过计算区位基尼系数、制造业行业分布的基尼系数和制造业所有行业的区位商三种指标来描述我国制造业再区域化状况,得出在我国制造业再区域化的过程中,个别行业出现向东北地区转移的趋势;然后通过实证分析,找出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居民消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实际利用外资额对我国产业集聚具有分散作用;据此得出了对东北地区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