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逻辑与权力的规范——《宪政与权力》评述

<宪政与权力>是周永坤教授研究宪政下权力配置与规范的新著.该书致力于中国宪政逻辑的转换和公法的现代性转型,在论述了宪政与权力的一般问题之后,着力于研究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间相互牵制,适度渗透的合理关系.论著将思考的重点集中在对具体权力的规范和宪政社会权力的具体配置与运作上,它是作者对中国宪政实践同题的反思和对权力理论深入探索的结晶.     

"完全的权力"与"绝对的权力"——中世纪教会法理论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完全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力"是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教皇和教会在政治和法律理论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是出于激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教皇英诺森三世发明了"完全的权力"论证其权力的至上性,以便在与神圣罗马皇帝和诸王的斗争中占据政治和法理上的优势;教会法学家约翰·条顿、劳伦修斯作出了有力的推动;奥斯蒂恩西斯则创造出"绝对的权力"和"普通的权力"这一重要区分系统地阐释了"完全的权力",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政治观念的走向,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形成的.     

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权力之恶"问题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中,权力一直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一种"恶".但就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看法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和超历史性的真理.相反,在西方漫长的前现代时期,权力在政治思想家的眼里并不是一种恶.本文认为,在西方权力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霍布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霍布斯第一次将权力和善分离开来,使权力本身成为一种独立、可计算的物理之力.现代自由主义尽管反对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观念,但其根本原则,如个人主义、正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恰恰是以霍布斯对权力的理解为基础.因此,理解霍布斯的权力观,不仅能够揭示"权力"一词的最初和真实含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澄清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和内在复杂性.     

法国国内公法领土观的基本概念与借鉴

在法国的地方行政双轨制中,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分别将国家领土划分为各行政区域和各领土单位.二者都是行政意义的划分,地方不得分享立法权,国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排他性表达.公法理论将国家独占立法权作为单一制的内涵,而地方分享立法权的体制则被树立为大区制.我国现行宪法采用多重标准将国家领土划分为兼具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的行政区域,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不明,这阻却了规范的公法人理论,不利于理顺国家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我国少数地方政权权力异化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开始式微,全民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少数地方政权中衍生出了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权力异化现象,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对此,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预防和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制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权力腐败的领域.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对社会网络视阈下权力寻租现象再研究

对于"权力寻租"现象的分析,学界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寻租者思想道德素质败坏、法律法规不完善与缺位等方面。在以往诸种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人情、社会网络、社会设置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探究权力寻租现象,应采取的治理举措为:弱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控制力度,建立权力拥有者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优化社会设置,铲除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土壤;加大寻租的交易成本,使寻租者无机可乘。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权力论析

国际关系中并不具备实力优势的小国往往也能发挥"以小制大"的能力,然而,用传统的权力概念理解这一现象存在一定的不足。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论",对权力的理论分类往往偏重对大国权力的关注,但从其来源、作用方式、表现形式等视角对权力的研究,对揭示小国权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行为权力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小国的权力提供综合而全面的视角。     

二战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

立法机制改革,是二战后美国国会以提升自身立法能力的方式来制衡联邦行政权扩张的积极尝试。通过分析改革成效可知,既有的改革措施确实对提升美国国会立法能力和维护其在联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些措施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围绕国会立法权行使方式展开的权力博弈,改革的实际成效始终未达到预期。如果美国国会仍试图继续其立法机制改革,则必须要找到既能有效提升立法能力,又能远离国会内部"权力游戏"的新路径。     

宏观架构与立法审思--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

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解决立法技术问题,更需要解决立法观念与立法意识问题.要使<婚姻法>成为具有前瞻性、适用性、科学性的法典,则须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婚姻法>以独立法典的模式出现,既可兼顾立法传统,又能顺应制定民法典的趋势;确立婚约制度,不仅是婚俗生活的要求,也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补充,有助于对善意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建立完备的亲权制度势在必行.     

论海权的宪法保护——“海洋条款”入宪及海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西方海权理论带有浓重的海洋霸权主义色彩。中国海权是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制海权的统一,具有自卫性和有限性。由于我国宪法未设"海洋条款",海权的法律保护存在宪法缺失、立法相对滞后及体系不平衡等不足。通过宪法保护海权有其必要性,解决海岛及海洋争端和提升我国海洋执法的正当性也需宪法提供明确的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海洋条款"入宪创造了契机,海权的宪法保护路径在于:增设涉海条款直接保护和授权普通法律间接保护。     

试论法律合法冲突的制度成因

法律的冲突可以分为违法冲突与合法冲突两类。法律的合法冲突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因素而引发 :一是立法权限不明确 ,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合理冲突 ;二是立法授权不明确 ,由此引发“政出多门” ;三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 ,使得相关立法依据条款界限不清 ;四是立法的连续过程 ,即法律的废、改、立引起相关规定难以及时配套。因而 ,如何通过相应的制度配置来消除法律之间的合法冲突 ,成为保障法制统一性的重要内容。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The Thinking and Approaches of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concept of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s in Chinese criminal legislation is changing with the imposition of new control measures that endow criminal law with new functions, including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social governance. Active legislation will not entail the systemic risk of excessive interference by criminal law. Criminalization does not conflict with criminal law’s concept of modest restraint. In terms of overall approach, we need to establish dynamic, rational and diversified legislative mechanisms for the future. In terms of specifi methods, legislation must maintain an approach of actively intervention in the life of society, changing the current centralized legislative model. However, decentralized legislation should not necessarily adopt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the criminal code plus special enactments and auxiliary criminal law. Rather, it should construct a written criminal law system centered on the criminal code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law on minor offences, in parallel with criminal penalties and public security measures. This will produce a mechanism for the seamless incremental convergence of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minor offences law, and criminal law. The net of justice is fine-meshed but its penalties are light. The addition of new crimes must uphold the rule of law, correspond to specifi social situations,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sensitivity and clarity toward lawlessness and regard criminal law as a last resor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s legislators currently face from the growing body of criminal law.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物的瑕疵认定标准:变迁、不足与完善

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以主观瑕疵为主、客观瑕疵为补充的瑕疵认定标准.充分体现了立法对当事人之间私法自治的尊重.不足的是,在现行法体系内该标准重叠、散乱、过于抽象,且对建筑物等特种标的物尚无明确规范指引,因此弱化了法典的规范效力,徒增司法操作的难度.因此.有必要借鉴欧盟指令和德国新债法等先进法律文本对我国物的瑕疵认定标准进行细化和补充,以期完善我国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充分保护买方利益.特别是消费者的权益.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控制力制约机制问题探究

在中国农村,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基层政权在治理模式上仍然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力削弱。而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乡土情结融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法治化轨道。     

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

从 1 9世纪到 2 0世纪 ,各国的公司法都经历了削弱股东大会权限 ,强化董事会地位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非意味着“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机关的分化不等于股东大会丧失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同时 ,经营者控制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立法的本意。公司的本质决定了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地位不会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