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认同:河湟汉藏边缘地区多元场域中的民族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下的民族交融指涉多元一体族群交往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阐述和谐共生、命运与共、同舟共济的民族关系构型。以时空情境和价值图景现实表征的视角,审视民族交融和文化认同的归旨契合,不仅映射了中华民族利益一致的关系形态特质,而且投影了中华文化承认、归属与自觉的本源指征。以民族交融的时空情境管窥其内部次生多元一体的民族凝聚特点,河湟汉藏边缘地区多元族群在其文化交融态势中共演着区域空间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意指。从历时与共时并蓄的交融情境出发,聚焦次生多元空间场域中民族交融的何以可能;从多元与一体共演的文化构成出发,揆褚多元族群交融关系中的文化认同价值;从多元场域中民族交融的认同指向出发,诠释族群文化交融境遇下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语境与社会情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共生到和谐:和谐文化建设新论

文化共生可以分为良性共生与非良性共生,多元文化的良性共生则是文化和谐的基础,非良性共生一般由文化冲突、文化同化等导致.文化和谐指称多元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内容和谐、即时性与历时性的和谐等.和谐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和谐文化,指称人类最高级别的文化形态,是融合世界各种文明,世界各民族文化、各文化形式的高度有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属于和谐世界的范畴;狭义上的和谐文化,在当代中国就是指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作为一种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先进文化,属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范畴.从文化共生到和谐文化,表征着多元文化发展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也彰显出了文化自觉的发展规律和价值向度.     

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应首先明确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要求,进而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全球化趋势与民族文化、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等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从而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进行正确的文化定位,确定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抵御“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克服“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理念的形成。     

后理论时代的后殖民诗学

后殖民主义思潮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风靡全球学界,对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由于关注第三世界的当代文化境遇和“后殖民余续”、质疑多文化多种族社会中对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压制、呼吁社会正义和多元共生共存,直至今日,很多国内外学者还在不断地思索或反思其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所带来的新颖视角和独特见解,仍是学界不少学者所青睐的理论武器。在笔者看来,后殖民诗学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维度：流亡诗学,少数族裔理论,混杂性和世界主义。在当下的“后理论时代”,后殖民诗学需要做出反思和调整：既要重新关注文学性,又要继续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也需要更加强调实践性和语境性。     

“人文共同体”新型文化交往理念的四重逻辑

“人文共同体”蕴含理论、历史、现实和价值四重逻辑的深厚支撑。在理论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在历史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扎根于中华文化血脉之中,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刻总结和系统提升。在现实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缘自超越世界文化隔阂、文化冲突、文化优越意旨,是对文化交往和文化安全问题的当代解答。在价值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开启未来人类文化发展新进路,有利于新型文明观的塑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人文共同体”蕴含平等自信、开放包容、和谐共生、面向人类的新型文化交往理念,体现了民族文化使命与人类文化关怀,展现出独具魅力的中国智慧和虚怀若谷的大国气度。     

试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

云南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和谐的特点.本文认为原因有三文化、民族和地理的原因;要维护云南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发展,必须尊重文化个性,实行文化共享与共责,调和文化冲突,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试析后殖民主义反文化霸权的策略

消解和批判文化霸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理论旨趣。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揭露了西方帝国对东方民族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 ,还探讨了东方民族如何反抗这一文化霸权主义行径 ,提出了反文化霸权主义的种种策略。后殖民主义的实质是从文化角度反思殖民 ,这一文化主义的分析范式也就决定了后殖民主义所提出的反文化霸权的策略仅仅是在文化领域内的话语、理论抵抗 ,这些策略包括 :杂交性、模拟、女权理论和少数话语理论     

文化冲突论的当代表现与评析

文化冲突论是关于多元文化相互间的竞争与对抗的理论。20世纪的文化冲突论以后殖民文化理论和文明冲突论等形式表现着东方与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竞争与对抗。文化冲突论的本质是文化一元论,其困境在于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而多元文化间的平等、开放意识及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将推动多元文化从冲突走向合作与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实践和现实生成逻辑;其理论内涵立意高远、博大精深,蕴涵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民族根本大计”“自然回报”和“决不走老路”等深层次的理论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态诉求,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追求,充分彰显了这一重要论述的内在价值逻辑。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坚持”与“怎样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及其话语体系建构路径——基于对“东方主义”的审视和批判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刻意塑造的“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基于“自我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将西方文化殖民的阴谋暴露于世,由此揭开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新的批判视角。无论是全球多元文化的现世交融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都呼唤着“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自我文化”的重建。中国红色文化从消解“他者”形象、驳斥“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审视和批判了“东方主义”的内在逻辑。从叙事逻辑、话语站位和传播载体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新时代中国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有利于突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制,从而坚定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提升红色文化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三论

作者从民族统一论、文化生产论、人文经济论三方面阐述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基本内涵:强化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和谐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互动的平衡发展;注重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互补的优化创新。     

论"文本"解读与当代审视的内在融通

对“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学理质疑与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深入展开,使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不同于宏大叙事的考据理路,但这种考据遭遇当代视界的挑战,即“经院哲学”式的研究缺乏当代审视的现实目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争议随之而来。本文认为,这种争议集中反映的问题恰恰印证马克思哲学并非冬烘遗老的“子曰诗云”,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作为实践过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就是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三个理解重心,即重心在"中国"、重心在"化"、重心在"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三个重心中又是以"化"这个重心来统领其他两个理解重心的。"化"的本质就是实践,它不仅要求尊重中国的现实,也要求尊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性、实践性品格,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而且必须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积蓄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理论源泉和支持背景。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这不仅具有国别的意义,而且具有超越国家的世界意义。经济全球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要注重中国发展的世界眼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互动发展。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工科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规划刍议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许多工科院校的共识,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没有按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的内在规律进行整体规划和通盘的设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必须以形成"完全人格"为原则,追求人文知识的整体系统和充分均衡,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按照现实与历史的两个维度设立,确立哲学与思维、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审美、心理与健康课程模块职业定位与生涯规划等六个课程模块.     

关于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几个观点--在2003年昆明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中国民族“共居”的状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蕴涵着“一”与“多”的双重关系,由此关系又可以逻辑地引申出中国民族文化“一”与“多”的双重关系,这种现实的双重关系,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文化建设存在着“双重纲领”,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英语世界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拉瑞恩、威廉斯、帕雷克、麦克里、霍尔、伊格尔顿、詹姆逊、派因斯、麦克莱伦等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分别以专题性论著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持续至今的当代解读、探索与重建。这一过程包括三个方面的理论努力:第一,理论资源梳理,从"两个传统"、"两个阶段"、"两个比喻"和"经典定义"出发,探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文献与语境中的起源与形成,并围绕中性化的阶级意识论,梳理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身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演化;第二,研究主题转向,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谱系中凸显文化主题、扩大文化内涵,分别以"文化审美主义"、"文化大众主义"、"文化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等形式构建了当代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从而延续并融合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所开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新路径;第三,分析范式转换,在构建当代文化意识形态论时,力图摒弃传统机械决定论式的分析模式,代之以一种"总体—辩证法"分析范式,并由此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形态

从马克思的实践论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于近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我解放的历史实践,是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形态,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应当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价值态度的同时,面向其他学科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同时自觉地立足中国的文化资源与实践经验,建构指导当代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形态。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