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贞观史学

唐代是我国封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史书修撰方法的变化,史学独具的特色和史观的进步性,尤其给唐代中后期和唐以后的史学以很大影响。今姑且称其为“贞观史学”,略加论述。一、修史方法的根本变革贞观年间,史书的修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撰修国史(当朝历史)与前代史,实现了史书由私撰到官撰的转变。史馆,作为官修史书的机构,始置于北齐。在此之前。北魏节闵帝时曾设立修史局,并     

明清社会与史学多元化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宋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春秋战国社会与史学初创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之思考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史学与文化建设

史学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从文化的内涵来说,史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史书记载和反映历史面貌来看,文化又是史书内容的一部分。史学在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阐述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的特点,揭示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总结历史上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等,都大有作为。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必将推进中国史学迈向新的高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优秀传统史学传承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进史学工作者队伍成长、壮大,从而迎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     

理想的史学

一、史学与问题我们在此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理想的史学应该是什么样?”或“什么样的史学才算是一种理想的史学?”不言而喻,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完全撇开从过去到现在的有关史学的种种说法.这样,我们就把问题放在了一种近似“真空”的理想环境中,以便使之呈现出一种较为纯粹和完美的答案.当然,这是冒险的.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作为研究历史的科学,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都无法使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一种特定的受控状态下接受自己事先编排的指令和程序,使之重演和再现.所以史学本身也具有绝对的非实验性和非操作性.这诚然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是一种冒险.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因为它可能会使我们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毫无疑问,这些结论是有意义的.也许它并不完全正确,或令人满意.     

现代史学——科学的人力思想时期

本文叙述了现代史学的历史脉络,分析了现代史学发展的特点和史书体裁的变化形式,证明了以史学思想和史书体裁——史学的灵魂与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标准划分的史学史分期在逻辑上的完整性。     

中古时期汉文史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

中古时期,汉语文化(也即中原传统文化)一直是吐鲁番地区的主流文化。作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史学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传播的汉文史学典籍主要有经书、正史、别史、杂史、地理类史书。这些汉文史学史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对当今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试论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端时期。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金文的记事、各种史籍的产生,以至春秋战国多种历史撰述的问世,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多种历史体裁,史官产生和史官制度形成,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并存等。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论鲁迅的史学思想

鲁迅一生对史学亦颇有研究，他在学史用史方面主张多读史书，但要不为史书所惑，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学以致用。鲁迅关于“历史是发展进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改革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等史学思想尤为可贵，对深化鲁迅研究均具有积极意义。     

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阐述历史事件似乎要经历下述几个阶段:接受信息(情报)、解释信息(证人的证据)、把不同的证据连结成为一种理论,使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具体的步骤却不那么简单。我们所说的世界观是指在接受信息之前的世界观。并非所有的史学著作部承认这点,但至少这是一般的史学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古代     

日本古代史学发韧的历史条件及其特点

本文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就日本古代史学的发韧及其特点作了论述。揭示了日本古代史学发韧的历史条件,即日本民族意识的增强——心理条件;大和朝廷对史学的需要——社会条件;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外部条件。在论述的基础上,指出了日本古代史学发韧的特点,即史学为政治服务;修史之人多为归化人;史书编修经历了由汉文到国文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关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些思考

一个国家的史学走向世界应主要指通过国外学者的翻译将史学著述推向世界,这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话语权状况等。据此可以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史学在工业化时期已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朝贡时代的中国史学也曾在较大程度上进入周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认为是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确有了很大提升,但似还不具备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的条件。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促进性工作,但关键还是通过自身的综合国力赢得他国的仰慕、接受和拥戴,使外国学者主动翻译中国史书。只要综合国力提升到某种高度,走向世界就必然水到渠成,这主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试论东汉史学政治功用的凸现

西汉前期,统治者对学术研究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因而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在主观上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对史学的学术追求。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统治者对史学控制的加强,东汉史家虽然并未放弃对史学的学术追求,但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日益浓厚,日趋成为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的工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著史宣扬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在政权式微之际,则纷纷从各个方面探索治国成败的历史经验,撰写史书,以供统治者借鉴。     

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明通鉴》是一部叙述明代历史的私撰编年体史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著者治史态度、内容体例、史料价值和史学思想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