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北道州县析置及原因

州县析置是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州县析置不仅十分常见,而且涉及数量颇大,这其中既包括入唐后权置的州县,也包括唐复置的前代省废的州县以及入唐后新置的州县.影响河北道州的析置因素主要有:安置初附“群盗”、领县领户过多、境界阔远交通不便、防范少数民族侵扰、特殊政治变局等.影响河北道县的析置因素主要有:随州而设、人口等基本经济条件具备、交通需要、地区管理需要等.     

辽代医巫闾地区州县建置述论

辽朝医巫闾地区的州县建置可谓成果丰硕.先有辽初宜州、顺州、闾州的建置,继有辽世宗朝显州及其统辖州县的设立,至辽圣宗朝又有乾州及属县和头下成州、头下懿州之建立,先后于数百里之地新置10州、14县.这些州县的人口成分复杂,既有南征的汉族俘户,又有宫卫落帐户以及渤海遗民,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稳定辽朝统治和加强控驭周邻地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广西左江羁縻州概说

唐朝时,在岭南地区置广、桂、容、邕等州都督府及安南都护府,称“岭南五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桂管、邕管、容管之地。其南界的安南都护府所属州县,同处唐王朝之治下。因而唐邕管左江羁縻州,既非边疆,亦无边疆民族关系问题。到唐末五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昭宗李晔时,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弱,安南地方豪强势力乘机崛起。到哀帝李柷时,豪     

略论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在壮族聚居的广西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地区,自唐太宗时即建立了数十个羁縻州县,“以其首领为刺史”。宋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推其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其酋皆世袭,分隶诸寨,总隶于提举。如果唐代羁縻州县建立即是土司制度之始,则到1928年几个土司最后改流止,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宋代算起,也有近千年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时期,是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现在,我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唐代代北范围考论

唐代代北,既不是具有监察意义的道的名称,如河东道、关内道,也不是州、县等行政区划名称,而是一个概念明确、范围模糊的地区名称。文章从历史地理、军事交通、职官的职属范围及唐代诗文等四个方面,对唐代代北的范围进行了考论。     

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

唐代曾于岭南道置岩州,违今不详其置废沿革及地望。令考岩州系调露二年析郁林、横、贵、牢、白5州地置,州治安乐县在今广西贵港市木梓镇。元和年间为黄洞蛮所陷,于廉州大廉县(令广西合浦县)置行岩州。南汉乾亨．二年避刘岩讳改常乐州。益以廉、罗二州地。宋开宝五年,废入廉、辩二州。本文还对岩州、常乐州属县沿革及地望进行了考证。     

唐代宣歙地区经济探略

<正> 唐代的宣、歙二州,大体相当现代的皖南地区。宣州治所在今宣城县,歙州治所即今天的歙县。永泰以后,又分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为池州。乾元元年,唐置宣歙观察使,领宣、歙、池三州,共辖宣城、南陵、泾、当涂、溧阳、溧水、宁国、广德、太平、旌德、歙、黟、休宁、婺源、绩溪、祁门、秋浦、青阳、至德、石埭等二十县。此后,宣歙便成为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镇。     

辽朝徒民置州考论

辽朝建国前后,在不断征讨四方的过程中,把周边民族或俘或徙,迁往契丹本土及其辽海广大地域上,措置州县,与契丹诸部杂居共处。辽朝徙民州县的建置,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始,至辽圣宗耶律隆绪末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除南京、西京两道沿革唐五代州县建置略有变通外,上京、东京、中京三道州县基本上是徙民所置。辽朝这种大规模徙民置州县,推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对辽代乃至中国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诸北方农业文明的兴起,辽代一国而两制的治国方略的产生及其北方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无一不与徙民置州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宋代“军”行政区划二重制研究

军源于唐初,为防御蕃部扰边,政府在屯驻戍边处设置军、守捉、镇等军事管辖区。因军事需要而置的军自宋真宗朝以后淡化了军事色彩,但得到了保留,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宋代军不同于唐五代军的主要特征。宋代的军虽与州、府并列,但数量很少,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显得不成熟、不稳定。同时,存在“州级军”与“县级军”二重制,对此特殊性需要认真关注。州级军隶属本路;若降为县,则隶于州、府,军使兼知县。宋初所置与州并列的军大部分为太祖、太宗朝尤其是太宗朝所建;军的分布最突出的是北方、西北边境的河东、河北道、关西道。县级军两宋皆置,以南宋为多。另外,“军使”为官名,不是州之下、县之上的行政单位。     

从《太平寰宇记》中的江西部分看乐史撰著的成就与不足

文章着重分析《太平寰宇记》中的江西部分,认为州县沿革、户籍、土产记载,反映了宋初的实际情况;山川地名,以得名之由来作为条目的要素,其地名与地理地貌特征有关,与当地出现的禽鸟野兽有关,与历史人物、传说故事、古迹或旧建筑有关。所记述的内容可以补史籍之不足,纠方志之误,并以地理书录入人物与山川名胜题咏。以一人之力所撰此书的成就巨大,然也有缺陷:归属不当,新建置的州军县内容收入甚少,应划入内容仍置于以前所属州县;条目有重复现象;风俗部分大多雷同;有的地名、人名有误。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晚唐五代贾派诗人的思想境况对于我们研究贾岛诗风和晚唐五代诗风有着重要意义.     

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诗风的变迁。     

略论《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兼论贾岛形象在表现元代文人心态方面的意义

历史上贾岛困厄潦倒的境遇与元代文人剧作家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异代沟通,无名氏的《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在题材选取、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在特殊境遇下的复杂心态。贾岛形象本身具有的特点为元代文人剧作家的改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剧中的贾岛已经成为凝聚了有元一代士子文人典型心态的形象。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

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主要差别 :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 ,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 ,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与反复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只一个 ,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 ,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     

唐代中央司法官员的地域来源及其变迁——以刑部尚书为视角

唐代刑部尚书的籍贯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超过八成来自河南、关内、河北、河东四道,其它地域分布极少,而各道所属州县之间分布也颇悬殊;四道所出人数比例在前、中、后三期呈现非常明显的连续递减态势,刑部尚书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由相对集中向相对分散变化的趋势;唐代后期,出自江南、淮南等道的刑部尚书明显增多,而他们都是由北方南迁后落籍当地的.刑部尚书的上述地域分布特点归因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     

贾岛审美心理新探：逆反与内敛

贾岛无疑是一位创作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尽管有唐一代名家辈出,而贾岛挟数百首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置身其中,算不上是一流的杰出诗人,但他在逆反和内敛审美心理主导下形成的独特诗歌气质,却为其在流派繁多的中唐诗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后世拥有大量追随者。通过对贾岛审美心理表现的系统梳理,并结合诗人的经历遭际、师承交游、主导思想等,以求对贾岛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创作道路的追踪作更深层次的剖析,反溯造就其逆反和内敛审美心理的原因。     

从郡县沿革探讨东瓯都城地望

汉唐以来东瓯故地的建置沿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与东瓯都城有关的东汉"章安县东瓯乡"在永和三年独立为"永宁"县后,演变为唐宋以来的温州和台州南部郡县。《新唐书.地理五》语"黄岩,本永宁"概括了唐代黄岩县原属汉永宁县故地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与塘山东瓯贵族墓葬的地理位置,与汉唐以来东瓯都城故地的郡县沿革史吻合,应距东瓯国都城遗存不远。     

唐文三变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散文创作风尚的变迁,非常经典地展现了文学革命的完整过程。     

《南柯记》集唐诗的整理与注析——兼对《（南柯记）评注》相关注释的补正

《南柯记》的集唐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作者直接标明“集唐”的；二是未标明“集唐”但实为“集唐”的；三是选用或改用唐人诗句的。这些集唐诗句，汤显祖主要是照录，但也有一些是有意改之或误记。     

汉唐间礼仪体系与行政体系中官职的关系及其变化——以封禅礼中封玉牒仪执事官身份的变化为中心

从汉到唐,封禅礼中封玉牒仪逐渐细化,由封玉牒变为封玉牒、封玉册两个步骤。在仪式中,皇帝一直扮演亲自行封的角色,但仪式的执事官却在不断变化着,由汉代太尉、尚书令和太常的组合变成了唐代太尉、中书令和侍中的组合。礼仪事务中执事官身份的变化滞后于其它日常政务运行中官僚体制的变化。因官僚体制变化而产生的行政体系与礼仪体系中职官地位不对称的矛盾,既反映了礼仪体系的调整滞后于行政体系的调整,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权力运作的一种协调与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