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巴特的文化修辞学

文化中充满着意识形态之物,但文化时常以一种普遍性和自然性的姿态出现,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世界。文化的影响借助修辞展开,不易被人察觉,更不易遭受反对。巴特的文化修辞学批判直指意识形态堡垒内部,破解了意识形态神话的修辞秘密:文化利用直接意指进行修辞编码,在自然性或审美性的话语伪装下使含蓄意指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认同。通过对摄影修辞和小说文化符码的剖析,巴特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修辞学的独特魅力。     

现代修辞学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之比较

为了促进对修辞学的了解和认识,从语言功能、方法论和信息功能三个方面对现代修辞学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异同之处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认为,现代修辞学是对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修辞学也体现了对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承袭与补充、挑战与否定。     

国外修辞学研究散点透视--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

广义修辞学把狭义修辞学注重研究的修辞技巧延伸到了文本层面和认知层面 ,而狭义修辞学在理论上为广义修辞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在实践上印证了广义修辞学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 ,当狭义修辞学拒绝修辞研究认知问题时 ,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广义修辞学强调的“语言建构我们的现实”的陷阱     

诠释学与修辞学

像逻辑学一样,修辞学在古代曾经是一门"显学"。但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学在科学中占据显赫位置,而修辞学则渐次失去昔日的重要性。诠释学的兴起,使得修辞学恢复了真理要求辩护者的身份。修辞学不仅谈论美,而且有益于真理的探求和善的获得。修辞学因此正在经历着一场盛况空前的复兴。科学逻辑独霸学术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修辞学在当代已从哲学的辅助性学科上升为主导性学科。     

《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

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为标志,中国修辞学研究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文论附庸状态,建立起独立的现代修辞学学科,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从＂文论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型。《修辞学发凡》因为其语言本位观、科学方法论和完整而新颖的理论体系得到学界广泛认同,担当了完成中国修辞学研究重要转型的历史使命,引领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产生与早期的修辞学著作

本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系列论文之一,简述了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产生和早期的研究情况,重点介绍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陈骙的《文则》这两部早期的修辞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价值、地位和影响。     

新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批评性分析

综合运用伯克新修辞学思想、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从语言、认知、语用层面分析政治语篇中隐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试图提供一个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批评性分析框架。     

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

“修辞学”的全称是“小说修辞学”或“叙事修辞学”。它一方面继承了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的有关叙事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大量吸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中有关叙事的新成果。修辞学关注的焦点在于一系列依据自然时间顺序的事件是如何被叙述组织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话语结构,其中包括了视点、人称、时间、节奏、结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等众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较,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理论前提设置的抽象化,二是其研究对象的本体化。     

语用学与修辞学关系小议

语用学和修辞学是两门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语用学和修辞学在学科性质与追求的效果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历史起源,定义,研究性质和研究范式使得它们在学科上又有质的不同。     

略论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界限

相对于修辞学来说,语用学是个新兴的学科.从广义上讲,语用学和修辞学都是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很容易使人混淆.从历史源流、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方面对比来看:语用学是20世纪英关分析哲学研究转向的产物.更多地研究"制约语言使用的那些条件",研究内容之间还缺乏一以贯之的中心,形成严密的理论系统仍需时日.而修辞学不管是西方修辞还是汉语修辞,起先都是一种说的艺术,不仅研究口语修辞,在书面修辞方面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修辞学批评:走出技巧论

走出技巧层面的修辞学批评,一是向修辞诗学延伸,二是向修辞哲学延伸。前者研究文本的修辞设计和诗学关联;后者从话语方式向人的存在方式提升,研究修辞如何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结论是:人创造了修辞,修辞也塑造着人。     

修辞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考察、描述、阐释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总结出演进的规律.研究修辞史是提高全民族语言修养和文化素质的需要,是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修辞学科建设和新开拓的需要,近百年来一直研究缓慢,必须加速探索的进程.     

网络时代的修辞变革

以互联网的出现为标志的现代传播技术革命正在引发一场重大的修辞变革。修辞主体全民化和交往形式网络化的背后潜藏的是运作方式、传输手段、信息内容、修辞语境和修辞心理等修辞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     

古典修辞学到现代新修辞学发展述评

从亚理士多德创立系统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以来,修辞学作为劝说交际的艺术,长期以来备受人们的关注。20世纪以来,美国修辞学家们在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众多的新修辞学理论,丰富了修辞学的定义,拓展了修辞学的范围,重新振兴了这门古老的学问。     

对比修辞理论的新视角——跨文化修辞研究

对比修辞是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应用语言学新兴研究领域,通过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语篇规约和修辞模式的对比研究来启示第二语言的写作实践。受诸多相关学科的影响,对比修辞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修正理论框架。近年来,对比修辞研究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其理论体系,从跨文化修辞的新视角探索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在母语及二语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对修辞研究及二语写作的教学与实践具有直接、重要的指导意义。     

修辞与实践

修辞是美化语言表达、强化语言信息、提升语言感染力的特殊语言手段 ,它有助于认识语言的深层内涵、激活语言的表达能力、提高分析欣赏能力、增强理解翻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