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论明知的推定

犯罪明知是嫌疑人的内心状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明知的推定有助于解决案件证明环节上的困难,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对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司法认知与推定的比较视野

司法认知和推定都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据职权对事实进行认定的审判职权行为.在二者的比较视野中,它们虽然在使用主体、所发挥的功能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在事实认定的具体内容、方法和程序等方面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也是这两类职权行为在今后司法审判的准确适用中需要注意区分的.     

论权利推定的司法定位及其功能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进入我国宪法以后,权利推定有了更高更明确的规范支持,权利推定被提升为一种司法中的积极作为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推定是一种变相的司法自由裁量。相反,权利推定是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积极制约因素。司法中的权利推定从权利推定所强调的"隐含法律"之发现、多元主体参与沟通和司法权利推定中的层次性三个不同的方面制约着法律实践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而保证了司法过程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论“推定”在司法中的意义

推定是由一基础事实而推出另一未知事实的诉讼活动。推定是建立在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和人类逻辑推理的高度盖然性基础上。在法院审理案件、进行司法认知的过程中,推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该项制度,仅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另一方面是事实推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定程度上司法的混乱和不一致文章通过对“推定”概念的界定,在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强调“推定”在司法实务中的意义。     

乐观与谨慎:理性司法的逻辑论证——以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乐观的司法信念是刑事错案频频发生的逻辑原因;司法证明具有或然性,而诉讼却又具有终结性,乐观司法信念依然无法适应于这种裁判悖论的发生。建立在司法证实的不确定性和确证信念基于盖然性证实是可错的基本逻辑认识,理性司法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选择必然是谨慎的。在司法证明过程中树立谨慎的司法信念,需要构建相应的司法规则和制度体系。     

论宪法监督司法化中的司法理性

宪法实施的不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宪法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和缺乏可操作性。要使宪法监督真正获得实现,必须走宪法监督司法化道路。另一方面,宪法监督中司法权运用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因此对宪法监督司法化中司法理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事实推定的逻辑结构与运用方法

民事诉讼中,事实推定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裁判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范围比法律推定更为广泛。事实推定的三段论逻辑结构决定了它的基础事实必须达到甚至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推定事实能够具有较高程度的盖然性。正确运用事实推定的前提之一就是准确地找出经验法则、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实践中的事实推定面临着逻辑要求的严密性与运用结果的非同一性之间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将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落实在法律条文中、实行法官的心证公开、统一各院的裁判尺度。     

论推定

归纳推理天然的缺陷性和现实公允性决定了推定事实的或然性或主观性,因此我们要设置一系列的规则来最大程度地保证推定结论的真实性。它作为证据裁判主义的例外,在无法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同时,经验法则或逻辑规则的不全面性或主观性导致了推定与生俱来的缺陷性——盖然性真实。所以推定仅能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辅助型方法,也正因为此,我们需要对推定作出一系列的规制以期最大程度降低其负面效应。     

论融入司法沟通理性的人民陪审制

近些年来,我国司法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我国的人民陪审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作为沟通法院和公民之间的桥梁,人民陪审制应有的传递公共理性、监督司法行为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民陪审制功能目标定位偏离,陪审员出现专职化和精英化倾向,"陪而不审"导致裁判结果可接受性降低等.陪审制最本质的价值在于它的司法民主性,因此,现阶段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构建起法院和公民对话商谈的平台,在沟通中使公共意志和公共理性顺利进入司法,促进司法理性生成,保证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     

博弈逻辑中归纳合理性问题探讨

归纳合理性问题最初是由休谟提出的.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在互动的人群的博弈中,由于总是存在某些公共知识,通过若干次博弈,总是有可能达到纳什均衡,因此归纳推理总是合理的.     

刑事法律推理机制的缺失与构建

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重规范解读轻法官思维一直盛行。在刑事法官的思维方式当中,重形式推理轻实质推理又较为严重。在形式推理中,演绎推理是重心,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常被忽略。形式推理的不足,会导致法官思维僵化,刑法原则遭弃,立法精神迷失;实质推理缺位,则会出现恶法亦法、司法不公及规范滞后等消极现象。构建合适的刑事法律推理机制,并对相关问题予以解读是当务之急。     

法律规则与法官经验交叉视角下的司法推定技术

法律拟制、推定和推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推定作为法律规则既具有刚性的一面,又具有柔性的一面.从法官的经验和自由评断证据角度看,推定规则的确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构成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一定限制和局部侵蚀,但仍为法官的自由心证预留了适度的空间.推定规则、推定制度是在更高层面上表现为司法证明过程中案件事实查明的客观性要求和法官主...     

有罪假定和无罪推定优劣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对刑事诉讼法中一般使用的两种原则“有罪假定”和“无罪推定”进行对比分析,运用经济学原理分别对比其各自的利弊。有罪假定作为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无罪推定从法律上讲是历史的进步、文明的表现,但是,从经济学上看,并不能准确的衡量在此原则下的成本与收益。     

立法规范刑事推定的必要性及其规则设计探析

目前我国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罪问题主要用刑事推定的办法,但刑事推定的过程中往往存在随意性和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错误认定,造成错案,不利于准确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法益,损害法律权威,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刑事推定的立法规范极其必要。必须尽快认真研究、设计并确立刑事推定的总原则、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准确表述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种否定式表述只是禁止了有罪推定.而无罪推定的关键是在禁止有罪推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无罪的法律状态.我国刑诉法的修改应与国际通行表述接轨,采用推定为无罪或视为无罪等字眼准确表述、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人权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传统逻辑直言命题推理的扩充

传统逻辑的直言推理包涵易被忽略的内容,文中力图揭示这些内容;一旦用一阶逻辑形式化直言推理以后,在得到精确性的同时,又失去了思维的直觉,对扩展思维方法并无好处。但这种推理还可以用现代数学的图论进行扩充,发掘更多的连通关系;最后还可以用知识库理论扩充,以让传统逻辑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特定明知之推定认定

事实推定是司法证明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方法,其在证据证明力所不及的地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犯罪故意的特定构成要素,特定明知相对于一般明知,指涉对特定内容的明知。事实推定是解决司法实务中特定明知认定难的有效路径,可以在奸淫幼女罪与赃物罪对特定明知的认定中谨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