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鬼考辨

乌鬼是一种起源甚古的崇拜形式,何谓乌鬼,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本文结合唐宋历史文献和文人诗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养乌鬼”是唐代夔州地区蛮獠的一种以家为单位的、用人作为祭品的“祭祖”仪式,而乌鬼则是指当地獠蛮的祖籍神。     

杨恽案考辨

宣帝诛杨恽历来备受争议.按照汉代的法律,杨恽并犯诽谤、妖言、大逆和怨望四罪而被判死刑可谓罪有应得,司马光等人用后代的法律衡量杨恽的罪行并不妥当.至于他们将杨恽当做一位“刚直”之贤,认为即使他有死罪宣帝也应宥之,这种说法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因为正是他们所标榜的杨恽式的刚直与宣帝的刑名思想、对故旧的感恩心理和自圣心理相对立,反而成为宣帝不愿赦免他的理由.     

齐鲁考辨

<正> 山东省为什么称“齐鲁之邦”?一般说法是因为西周封太公望于营丘,建立了齐国;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因此,山东有“齐鲁之邦”的称谓。这种解释并不错,但不够。试问太公建国为什么称齐?伯禽建国又为什么称鲁?山东古国不止齐和鲁,还有滕、薛、莱、莒等等,为什么不称“滕薛”或“莱莒”?     

陈琳墓考辨

唐温庭筠有《过陈琳墓》诗,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不确。虽然,陈墓在邳志乘也有记载,《大清一统志》称:“魏陈琳墓在邳州界。”《咸丰邳州志》载:“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邳州志》也未敢肯定,故在“陈琳墓在旧城”加上“今无考”的按语。清顾嗣立撰《温飞卿诗集笺注》亦曾提及此事。据《三国志·魏书》,陈琳为“广陵人”,《嘉靖维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均称为“广陵射阳人”,即今扬州宝应县射阳镇。此镇不仅为陈琳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据《嘉靖维扬志·公…     

木牛流马考辨

诸葛亮“性长于巧思”,“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他创制的木牛流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载工具,由于记载不详,很久都是一个谜。直到宋代,才有人提出是一种木制独轮车的看法。陈师道《后山丛谈》卷四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高承的《事物纪原》卷八“舟车帷幄部·小车”一章也说:“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     

杨家将考辨

“杨家将”中,杨业领诸子率宋军在幽州大战辽军、六郎延昭镇守三关、延昭孙文广征西等事,虽来自戏剧、小说,但是否为真实历史,史学界见解不一。这是应该按史实予以辨证的。一、杨业及其子孙杨业亦称继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曾任云州(山西大同)观察使等职,多次大败辽国。后与辽战时,由于主将潘美(仁美)及护军王侁忌业功,临战不救,业以寡不敌众战死。     

雎鸠考辨

《诗经》开卷之作《关雎》的第一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的“雎鸠”是什么鸟?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却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诗经》唯一的传本是《毛诗》,由毛亨所传。毛亨说雎鸠是王雎。唐孔颖达指出,毛亨沿用了《尔雅·释鸟》的说法。这是关于雎鸠最早的解释,可惜语焉不详。因为王雎又是什么鸟,我们仍然不清楚。后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王雎是白鹰,孔颖达《毛诗注疏》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似鹰,尾巴上有白色。但是,《尔雅》另有“鸷,白鹰”一条,显然白鹰和雎鸠是不同的鸟。晋杜预注《春秋左氏传》,把毛亨说的“鸟挚而有别”,解释为“鸷而有别”,于是雎鸠又成了猛禽鸷、     

黄山名称考辨

黄山是徽州文化构成的自然风光板块，在新兴显学——徽学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关于黄山名称的由来，历来沿用“黄帝炼丹”说。本文从许承尧设疑发端，例举《旧唐书》、唐诗和道家学说，质疑传统说法，提出黄山名称是源于《易&#183;坤卦》：“天玄而地黄。”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杨维桢籍贯考辨

杨维桢是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较有成就的文学家及书法家。对他的故里一向众说纷纭,既影响对他研究的深入,也恐怕是他生前所意料不到的。对杨维桢的籍贯只要探索考辩一番,其真相就不难弄明。他既不是山阴人,也不是会稽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诸暨人。     

扁鹊墓考辨

战国时民间名医扁鹊死后埋在哪里?《酉阳杂俎》说:“卢城以东,有扁鹊冢”;《河间府志》说“扁鹊墓在任邱鄚城东北”;《明一统志》、《张德府志》说“扁鹊墓在汤阴伏道”;《陕西通志》说“神医扁鹊墓,在临潼县东北二十里”;此外,山西虞乡县东十四里古市镇、山东长清县鹊山和陕西城固县亦均有扁鹊墓。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详加考证,以《陕西通志》记载,即扁鹊葬于陕西骊山北麓戏水河东岸的可能性较大。     

杨时故里考辨

我国著名的理学家、闽学的创始人杨时是宋将乐人,但在明成化六年以后随着其龙湖故里管辖关系的改变,杨时也是归化县人即今明溪县人.文章针对学界杨时故里是将乐还是明溪的争论,进行翔实的考证,认为杨时故里在龙湖,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古人早有定论,是无法否定的.     

白居易子嗣考辨

白居易的子嗣情况一直是困扰历代学者的难解之谜。通过对《白居易家谱》、《白邦彦墓志》等新发现的文献进行详细考辨之后，发现白居易确实是以侄孙阿新为后，阿新为白景受之子白邦翰。白景受即龟郎，他作为嗣孙之父，而被视为白居易的嗣子。     

稷下人物考辨

<正> 战国时期齐国开办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科学院。它占有“馆”、“列第”、“高门大屋”等建筑设施;拥有大批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齐宣王时达“数百千人”,其中被尊为“列大夫”的就有七十六人。据司马迁记载,这些人知其名者有孟子、荀子、邹衍、邹奭、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九人。《汉志》增加了宋钘、尹文二人。侯外庐又提出王斗、儿说、季真、彭蒙、田巴、鲁仲连等六人。我们认为从先秦文献中还可以找出一些,如徐劫、颜(斤蜀)、唐易子、公孙固、田过、列精子高、匡倩、告子、黔娄子、孔穿、能意、闾丘先生、子晚子以及《管子》、《黄帝四经》和《司马法》的作者等。一、儒家孟子:《盐铁论》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髨之徒受上大夫之称,不任职而论国事,盖稷下先生千有余人。”观此则孟子为稷下学者。司马迁把孟、荀与     

德兰诺瓦事件考辨

德兰诺瓦事件的处理引发了早期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争议 ,是影响早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事件。德兰诺瓦案是典型的刑事案 ,但在如何审理这一案件的问题上 ,却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司法观和文化价值观。中国按照本国法律宣判肇事者有罪是中国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表现 ,无可非议。美国以自己文化价值观看待德兰诺瓦案 ,其偏见显而易见。至于该案的处置方法是否过激应依据当时客观情况而定。事实上 ,早期中美关系受清政府排外政策影响 ,德兰诺瓦案也不例外     

老勃萨国考辨

在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往中,时或提及老勃萨国。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共有五说:1.它就是剌撒;2.它是红海西岸的苗司霍尔姆司;3.是今伊拉克的巴士拉;4.与摩邻为同一国,即阿克苏姆;5.是脱勒姆森。从史书所载具体内容,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译文对音、居民的种族和习俗、信仰来看,第五说易通,即是今阿尔及利亚西部的特莱姆森。     

秦讳考辨

<正> 历代论避讳者,大都认为避讳制度起于周.成于秦,并且认为秦讳的具体内容是——[楚]: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为‘荆”。[正]:因秦始皇名政(正),所以:(1)讳“正”为“征”,即改读平声。(2)讳“正”为“端”,改称“正月”为“端月”。千百年来,秦讳“楚”、“正”之说一直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肯定。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宋王楙《野客丛书》、周密《齐     

环渊考辨

<正> 一、环渊与关尹环洲是稷下先生之一。对于环渊其人,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见解。郭老认为,“关尹即是环渊,关尹、环渊均一声之转。”(《青铜时代》)钱穆亦持此说(见《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也有人认为,关尹乃“子虚”先生,无从稽考。我们认为,关尹既非环渊,亦非“子虚”,从其时代和思想来考察,关尹自关尹,环渊自环渊,不可将二人混为一人。要弄清环渊的身世,首先要考察一下关尹。《庄子·达生》:“子列子问关尹日:‘至人潜行不窒,踏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胛?何以至于此?”于是关尹便对列子     

孙武里籍考辨

<正> 孙武是我国春秋末年伟大的军事家,也是驰名中外的军事理论家.其著的《孙子》一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兵书,被列为《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之首,约七世纪时即传入日本,十八世纪后传人法英、德、捷、俄等国,深受重视,影响深远,近些年大有风靡全球之势.然而,孙武的里籍是哪里,     

考据学渊源考辨

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考据学究竟成立于何时?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台湾学者李宗侗主张:“唐以前,史学多注意书法而疏于考证,至刘知几《史通》始讨论及此。”顾颉刚指出:自唐疑古者刘知几、啖助至宋欧阳修、程颐、朱熹、程大昌、王应麟等人,随着“每一问题因讨论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据学就渐渐地成立了起来。”李宗邺认为,明朝李时珍、宋应星等“开考据风气于先”,到清初“考据学才正式成立”。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与发达,考据学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成立的过程。拙文拟就这一时期的考史著作、考据方法和内容诸方面略陈管见,质之高明。